严家弄50号:杭州夏衍故居寂寞而立

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一位进步作家的夏衍进入电影领域之后,成功地组建了党的电影小组并担任组长,由此开辟了中国进步电影的新局面。他对于推动前期中国电影的根本性变革,使之走向繁荣,并形成中国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发挥了关键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夏衍担任主管电影的领导后,提出了一系列电影发展的理论,比如“电影一定要考虑观众口味”等。这些话在今天的电影创作、发行等领域看来,都是不无裨益的。

今天推出的是两篇纪念夏衍的文字。从他的故居寻访,我们看到了他当年的生活痕迹;而在他孙女沈芸的叙述中,老人的形象更是亲切和丰满起来。

出了杭州艮山门,往西北方向步行不远,就是彭埠镇严家弄。1900年10月30日,中国进步电影的前驱者夏衍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直到20岁时,夏衍才离开这片故土,投身革命。

60年后,夏衍重返旧居。当时,浙江大学教授、夏衍研究会名誉副会长陈坚全程陪同。

上周日,在温柔的阳光中,记者跟随陈教授走访了夏衍故居——严家弄50号。

陈教授回忆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德国留学生对我说,他特别想来杭州寻访一下夏衍故居,很想知道当地的民风民情,审美习惯,它们怎样影响了夏衍的电影理念。”

陈教授说,在寻访过程丝丝缕缕的细节里,能看出夏衍人格形成最初的一些基因。

著名作家、编剧。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

1927年6月,加入中国***。

1932年,他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并建立秘密的党的电影领导小组。

1933年,夏衍编写了第一部电影《狂流》,拍成影片后被誉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此后,他陆续创作了《春蚕》、《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女儿经》、《压岁钱》、《祝福》等18部电影剧本,并创作多部话剧。

解放后,他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等职,《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多部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经典影片均由其编剧;出版有《夏衍选集》、《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等著作。

1962年5月,他获得首届百花奖最佳编剧奖。

1994年10月,他被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

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1995年10月31日,夏衍骨灰撒放仪式在杭州举行。

和大部分名人故居坐拥清幽环境不同,这里的地理位置显得有些喧闹。记者特意在故居不过20米距离的范围内,作了一次随机调查,结果却让人有些尴尬。

打听严家弄的具体位置,夏衍故居的门卫老杨在电话里顺口说:“在杭州东站小商品市场附近。”

和大部分名人故居坐拥清幽环境不同,这样的地理表述是有意思的。

记者和陈教授一起来到东站小商品市场。近前的严家弄,不过一条二三百米的小路,更像是城市与农村的过渡地带。纽扣店,拉链商行,窗帘世界,发廊……临街的商铺紧密错落地排列着,一种特有的无序和喧嚣气息弥漫着。

远远地,在一片三四层楼高的农居房铺陈的色彩中,一幢旧式宅院的屋檐角上,两个古朴的红灯笼特别显眼。

两种文化的交汇处,仍然固执地显示着某种印记。

夏衍故居就坐落在严家弄这个路口。这座五开间的老宅,看上去古朴、淡雅,还有一种寂寞。

周遭的巨大声浪放大了这种寂寞。故居门前,一辆三轮车上,歪歪斜斜地架着一块木板,七八个男子围成一圈打扑克,战事正酣。

对于这个家门口的文化景观,人们的认知度到底有多少呢?记者产生了疑惑。

与故居只隔了20米的路对面,记者随机调查了10多家商铺的主人。结果,既令人吃惊又在意料之中,只有一人能说出夏衍从事的职业,大部分人没有参观过这个近在咫尺的景点。

记者绕到故居后面的一个廊棚里,严家弄的老人们每天都聚集在这里晒太阳、聊天。

81岁的老人夏芝兰断断续续地说,她家原来就住在夏衍旧居的对面,“那是一幢五开间七进深的清代建筑,已经有点破。出庆春门就能望见高高的风火墙,我们都叫它‘沈家墙里’。”

据老人描述,那时的严家弄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背街冷僻,鸡犬相闻,两辆羊角车刚好擦肩而过。“那时候,我们这里就是城里头的菜园子。他(夏衍)很小就去德清外婆家念书了。我没什么印象。倒是记得他哥哥,养蚕的,常来收茧子。”夏芝兰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他(夏衍)回来过一次,我就觉得他瘦瘦小小的。”

故居里,记载了夏公生活的痕迹,陈教授则讲起了许多夏公的生活细节。因为很多原因,这里相比于杭州其他名人故居而言,尤显寂寞。管理者正在努力改变这种局面。

阳光下,门楣上著名书法家赵朴初题写的“夏衍旧居”的匾额显得很亮堂,记者是那天第4个参观客,参观是免费的。记者查看了前一天的访客记录,一共5人。

走进老宅那一刻,一股清雅、质朴的气息扑面而来。夏衍的手稿、物品、电影海报整齐地陈列着,散发着历史的醇香。

夏公爱猫是出了名的。在“蚕房”,陈教授解释了夏公这种情结:“夏衍3岁丧父,他的母亲每年养两次蚕,贴补家用。老鼠要咬蚕,防老鼠必须养猫,加上家境贫困,买不起玩具,只有自家养的小猫是他的宠物。这也影响了夏衍的性格,他从小读私塾非常用功,回家做功课像猫一样,窝在房里不出来。他母亲就说他是‘洞里猫’,夏衍的一生都非常低调,不太喜欢张扬。”

在“北京居室”展厅,陈教授驻足了很久,这里按夏衍北京斗室原貌,摆放着全部家什:一幅宽边的老花镜、一个旧式收音机、一个暗旧的热水袋,床头放个茶几,床尾摆把藤椅。陈教授介绍说:“夏衍有个习惯,把被子放在床中间靠墙当靠垫,人坐在床上与别人谈话。

这个坐卧习惯和家什摆放一直保留了下来。”陈教授说,晚年的夏衍就坐在藤椅上拿着放大镜写作,他拒绝用录音笔录的方式,一笔一画写出了30万字的《懒寻旧梦录》,密密麻麻穿梭在字里行间的蝇头小字力透纸背,有着历经跌宕后的智慧。

故居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有些无奈地说,夏衍故居是城东仅有的一处人文景观,地理位置上也显得较为尴尬,与西湖边的名人故居相比,人气显得淡了一些。从参观的人群来看,青少年是主流。他告诉记者,现有的夏衍故居仅有1000多平方米。按照原貌,旧居是五开间七进深的木结构房子,据说可以住500个人。因此,夏衍故居还要扩建。

“我们有一个设想,在夏衍旧居的周边,半个平方公里内,建设夏衍电影文化一条街,建造百乐门舞厅、新雅酒楼、沁大昌茶馆、先施公司等老式建筑,还有有轨观光电车,播些老电影歌曲,再现上世纪20年代的电影风情。”

陈教授静静回忆了夏公1981年第一次回归故里的场面。从他的叙述中,记者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杭州这片土地让夏公不论走到哪里,都是那么留恋。在故去后,家人遵他遗嘱,把夏公的骨灰撒进了钱塘江。

阔别了60年后,1981年5月23日,夏衍参加首届电影金鸡奖来到杭州,重返故里。

陈教授回忆起了很多细节:“当时,夏公从新新饭店出来,要去严家弄老宅。一群记者围在车外,他就生气了,用很浓重的杭州官话说,‘怎么要衣锦荣归啦!你们去,我不去了。’

到了严家弄,邻里乡亲围了一大群,夏公拄着拐杖,一颠一颠。他的皮鞋一只要高出6厘米,走着很痛的。不过,路上,他还是打趣道‘穿高跟鞋,蛮好的’。”

那一次,夏公先在侄孙沈之雄住的一间耳房里和乡亲们寒暄了一会。他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收成怎么样,油菜籽,络麻,产量好不好?”

当时的严家弄老宅只剩下一排差不多2层楼高的风火墙,墙面斑斑驳驳。“在寒暄之后,夏公直奔陈家荡旁边的一间平房,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是我母亲的房间’。”陈教授描述,夏公话语不多,他一手扶着墙壁,静默了很久,神情很安静。

“‘我6岁时在塘边钓鱼,一脚滑进池塘里,差点淹死’,81岁高龄的夏公,回忆起这些童年趣事,依然记忆忧新。”陈教授感慨道,“可惜,现在陈家荡和风火墙都已经没有了。”

陈教授说,此后,夏公每隔几年就要来杭州一次,他去过大学校园与莘莘学子座谈。1989年,他还把毕生节衣缩食而收藏的102幅珍贵书画,全部捐献给了浙江博物馆,其中,《扬州八怪》的作品和齐白石老人晚年所作的《贝叶秋蝉图轴》最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