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沉浮日记”之二:陈振濂最近很荒谬

帖学所以称为学以及它的成型是在北宋初年,从《淳化阁帖》开始的。当时要把墨迹保存下来使之流传久远并且需要很大的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刻帖,将之刻于石上或木板上,因此帖是墨迹的概念是错误的,帖既包含有墨迹的部分也包括法书的刻本,所以碑学和帖学在材质和表现方法上是混淆不清的,由此看来碑学和帖学的差异主要在于书体和风格的差异。

碑学的提出者是清人阮元,缘于他的两篇文章《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这两篇文章几乎是对中国传统书法观的颠覆,在此之前的书法只有一个正宗,而现在有了两个,多了一个碑学传统,并大致理出了一根线索。

但北派书法的发现是由清代篆隶书的兴起引起的,和篆隶基本同步。王羲之以后篆隶书是明显衰败的,至清代才再次勃兴,其实是篆隶的碑学还是楷书的碑学这个问题,在清代三百年也是分不清的,大体是渐渐从篆隶转向北朝楷书,至包世臣《艺舟双楫》和稍后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基本将碑学定格为北碑了。

而且按道理只有北魏的碑才能叫做魏碑,但有一点点泛化,即北碑和魏碑混在一起了。

以上是对碑学的相关概念作一些清理。 再来说为什么要发起魏碑的艺术化运动。 众所周知,魏碑的形成,尤其到我们手上成为学习的范本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首先,魏碑本身就不是毛笔书写的产物(普遍而言),更多的是工匠刀砍斧凿的结果,加之千余年来风雨的侵蚀漫漶,甚至可能还有牧童所牧之牛牛角蹭划的痕迹,这是二。

再有就是捶拓和装裱,每一个环节都会叠加上一些因素,因此,魏碑不是写的结果,是以刻为主导的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工匠的刀砍斧凿是主要的成因。

因此,刻手技术的好坏往往能够决定最终的效果,沙孟海先生在近九十高龄时写的《漫谈碑帖刻手问题》一文中讲“刻手好的,东魏时代会出现赵孟頫的书体,刻手不好的,《兰亭》也会变成《爨宝子》”,可见刻手之刻在北碑书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魏碑风格时刻手刀砍斧凿的风格,而不是毛笔自然书写的风格,它是工匠的劳作,不是文人的书写。

然而自清代中后期开始的对北碑的解读者是阮元、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等一批传统的地道的文人。我们说,文人写北碑,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文人是用文人书写的方式来写魏碑,已不是本真的魏碑,而是文人改造后的魏碑,说白了,文人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歪曲魏碑,可以称为误读。

他们所写之碑与北朝工匠所刻之碑已大相径庭,原有的山野的粗犷的精神消失殆尽。的确,是这一批文人掀起了学习魏碑的风潮,使得魏碑得以彰显于天下,但同时,又恰恰是这批文人歪曲了魏碑,使之失去了本真的状态。

文人笔下的魏碑,形为魏碑,质为唐宋之书。 呆子评:陈博导这里用了两个词----“误读”和“歪曲”。

别小看这两个词,因为这两个词是了陈博导魏碑艺术化运动的前提和基础,在他看来,因为有阮元、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这些文人用文人书写的方式的误读、歪曲了魏碑,使魏碑的山野的粗犷的精神消灭殆尽,失去了本真的状态,所以清代民国以来的碑学不成功,所以需要另起炉灶,发起魏碑艺术化运动!

陈博导的荒谬在于,书法艺术上,除了在忠实于原帖的临摹上可能存在对原帖的“歪曲”和“误读”问题,除此之外,根本不存在歪曲和误读问题,某种意义上,书法家正是在误读和歪曲前人的基础上才形成个人的风格的,特别是对隶书,对魏碑,由于它本身“就不是毛笔书写的产物(普遍而言),更多的是工匠刀砍斧凿的结果,加之千余年来风雨的侵蚀漫漶,甚至可能还有牧童所牧之牛牛角蹭划的痕迹,这是二。

再有就是捶拓和装裱,每一个环节都会叠加上一些因素,因此,魏碑不是写的结果,是以刻为主导的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工匠的刀砍斧凿是主要的成因。”,既然魏碑现在的面貌是书写以外多种自然和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那么学习魏碑,就不可能也没必要象学习二王那样学习笔法,只有在理解和想象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理解和想象某种意义上就是误读和歪曲,赵之谦、康有为、李瑞清、于右任,写碑各有面貌,各不相同,就是因为他们对碑有彼此不同的解读,不同的“歪曲”和“误读”,所以他们是一代宗师。

陈博导憋了五年(如果真的话),为了否定清代碑学憋出了“歪曲”“误读”四字,想用歪曲和误读将之一棒子打死,其艺术思想的肤浅暴露无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人笑掉大牙,我们不禁悄悄地问“这就是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