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在监狱 追忆红岩原型陈然:带血的报告凝聚成狱中八条意见
历尽艰险穿越黑暗,却在黎明前倒下;戴着镣铐一针一线绣出心中的五星红旗,却只能听到新中国成立的礼炮而不能亲手把它升起。
曾经影响一代中国青年的小说《红岩》让江姐、许云峰、成岗、刘思扬成为共产党员忠诚于党的符号,而现实中,重庆白公馆、渣滓洞300多位牺牲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烈士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笔坚强不屈的精神财富,还有一份带血的报告。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即便是今天,报告中提出的“狱中八条意见”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报告发起和主要讨论者之一,也是小说《红岩》中成岗的原型,出生于河北香河的陈然,也随着这份极富远见卓识的报告为历史所铭记。
【带血的报告,凝聚成“狱中八条意见”】
6月5日,阴雨中的重庆歌乐山。
阴冷的刑讯室,低矮的囚室,锈迹斑斑的各种刑具……走进写着“香山别墅”的白公馆,60多年前这“活棺材”遗留下的气息,让参观者的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
来到白公馆二楼东头最后一间牢房,记者被墙上一块写有“狱中八条意见”的铜牌吸引住了。
“1949年12月25日,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从国民党撤离重庆前的大屠杀中侥幸脱险后不到一个月,交给了党这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八条意见’是根据这份2万多字的报告提炼的,这八条意见是: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
“革命者在6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这八条意见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啊!”
随着讲解员声音响起的,是参观者们发出的感叹。
“报告的执笔者是罗广斌,但报告的内容却是张国维、江姐、陈然等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烈士们发起并集体讨论形成的。”讲解员告诉记者,这份报告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重庆市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发现的,报告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
“第七章节就是狱中意见,共有3000多字。”在1994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并将第七章节的内容归纳总结成“狱中八条意见”。
“小哥陈然当时是罗广斌的同室难友,他也是报告的发起和主要讨论者之一。”解放后,陈然的妹妹陈佩瑶数次见过罗广斌,从罗广斌口中,不仅知道了他创作的小说《红岩》中《挺进报》特支书记成岗的原型就是陈然,而且了解了陈然在写作这份报告中所起的作用。
在查阅了特务口供和各种资料并对报告进行深入分析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认为:“陈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引出了对问题的讨论。”
“在《挺进报》事件中,几个领导干部叛变给党造成了巨大损失。”厉华告诉记者,作为《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陈然从自己被捕以及在狱中目睹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开始,对党的领导干部叛变的内在原因进行了深入思索。
“李文祥被捕入狱后与陈然同囚一室。”在罗广斌的报告中,详细描述并分析了李文祥叛变的过程与原因:由于特务们抓住其感情脆弱的特点,以“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相威胁,导致李文祥在坐牢8个月后,趁放风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供出了16名同志。“李文祥曾同陈然讲过要‘出去交代自首’,陈然不惜以自己‘跳楼自杀’相阻止,但并未奏效。”厉华说,这事对陈然“打击很大”。
为此,当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与陈然、刘国鋕等同志囚于一室时,曾多次就此事件引发的教训进行深入讨论。“狱中八条为什么能总结提炼得这么高,就是因为它是在众人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厉华这样认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心扉,摆脱一切思想束缚,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走进歌乐山脚下的歌乐山烈士陵园,烟云雨雾中陈然和战友的雕像矗立在高高的石阶上,红色花岗岩雕刻出烈士们宁死不屈、坐穿牢底的坚毅形象。穿过历史的尘埃,似乎还能听到他们互相的叮咛:“如果有人活着出去,一定向党报告……”
【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问题处理得好坏,决定着对革命是否忠贞】
“报告公布出来时,我们没有更多声张,只是在白公馆陈列展览中加上了狱中八条。”在重庆市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办公室内,厉华坦言,“但是,参观者还是很关注。”“1996年,形象报告剧《红岩魂》在北京巡演。当演至第七幕‘狱中八条意见’时,观众们自发起立,拼命鼓掌,而且是每念一条掌声就愈加热烈。”厉华至今想起还很感慨,“当时情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这份报告为何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这是由报告本身内容决定的。”厉华认为,陈然等共产党员对腐化分子深入的剖析,以及对他们叛变引来血泪教训的总结,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的地方。“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在报告中,革命烈士们在详细追究少数重庆地下党领导干部叛变的原因时曾做出这样的总结。
这些观点,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绝对,但却是基于对所有叛徒言行的深入分析后得到的血的教训。
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的祸首刘国定,曾是重庆秘密学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为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虽然参加革命多年,但在骨子里个人至上,贪图生活享受,曾“挪用组织经费给自己做了套西装,还说是工作需要”。《红岩》中蒲志高的原型之一的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一切从个人利害考虑,言行不一,被捕前对同志大讲“如果出事,一定要坚持革命气节”,被捕后却不动声色转头出卖党组织和革命同志。
涂孝文被狱中同志剖析为“为人很小心谨慎,做事也踏实,不遇风浪确实是优秀的”,但是在严格的考验下,“仍然没有及格”。“我们像矿砂一样,是有好的成分,但并没有提炼出来。”在参加“狱中八条意见”讨论时,陈然曾这样感叹。
比敌人更危险的是叛徒。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列举了党的成员历史上出现过的两次大的动摇与叛变。一次发生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一次发生在1934年红军长征前后,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变,后来有龚楚等红军高级将领叛变。
无论是革命处于低潮,还是面对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红岩的烈士们对那些叛变者作出的剖析入木三分。“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是许晓轩烈士的忠告,也是无数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警示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