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天人官 张岂之:不懈耕耘的“人文学人”(足音)人民日报

在西北大学的校区花园,常有一位老者在散步,他就是闻名遐迩的张岂之。

张岂之曾在重庆南开高中读书,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自此就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张岂之认为,中华文化的主要价值和特征体现在人文精神的弘扬方面,核心是关注人的发展和人生的价值理想。

一次闲谈,涉及目前学术界的各种各样的“大师”,学生问:“如果学生要给先生一个称号,先生愿意接受什么样的称号呢?”张岂之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你们认可,我愿意做一位人文学人。”

人文学人?好像太普通了吧,学生们不禁默然,但沉思片刻,又不禁称叹:人文学人是多么平实而又富有魅力的称号啊!人文学人从侧面反映了张岂之所具有的朴实无华与谦虚谨慎的情操。

张岂之读中学时就对人文学科感兴趣。后来到大学教书,成为人文学科的教师。20世纪90年代,他将人文学术研究喻为“绿色的春草”。因为他喜欢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诗句:“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今古愁。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春草”虽不是参天大树,但人间都需要充满生机的春草。如果没有春草,世界岂不是十分单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果离开了人文学科,将从何说起呢?

他在一篇题名《春草》的随笔中写道:“如果将科学技术称之为大树,那么,关于‘人’自身的学问,如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可以叫做春草。不但不可以否定春草,而且应当如实地将她看成是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之‘体’。所有的尖端技术,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生活,无一不是‘人’的创造,而最后必须是为‘人’服务的。

因此,研究‘人’自身的学问,即人文学科,由此引导人们实现自身价值,即所谓‘人文精神’,这可视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的本根。”

张岂之在人文学科,特别是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他曾提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理念:兼和、守正、日新。“兼和”是指兼容并包、和谐统一,指学者要有宏大的学术研究视野与宽广的学术胸怀。“守正”,指做正派的人,在学术上走正道,体现在做人和做学问上都要实事求是。“日新”,指不断创新。

在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结合上,张岂之进行了尝试和探索。他认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各种不同思想观点,都具有交叉、相互影响的特征,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单一的思想,而是各种思想并存,虽然其中有主、次之分,但它们时而相互对峙,时而融合,从而产生着新的思想;中国思想史并不是单线条的儒家思想史,也不是道家思想史,而是不同思想学派之间的并存和融会的历史。

近年来,面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课题,张岂之在编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丛书》的基础上,将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概括为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诚实守信、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等关键词,并出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等多种著作。

从1994年至今,张岂之一直参与大学文化育人的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他在《我理解的人文教育观》一文中大声疾呼:“大学应承担这样的任务:在科学技术、经济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与协调发展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新的创造。

反过来看,如果大学不能提出和试着解决时代的尖端问题,仍墨守成规,否认文科,特别是人文学术的深层意义和作用,那就会失去在教育和科学上应有的地位。总之,大学应是时代精神的折光镜,是先进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体。”

张岂之已年逾八旬,但仍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谈吐儒雅。人们打听他的养生秘诀,他说:“对学术工作者来说,应当力争延长学术生命,为达此目的,就必须过简朴生活,使心志不为声色犬马所干扰,不至于沉醉在人为的‘安乐窝’中消磨时日。必须涵养性情,忠实一种高尚的学术探求,在充满物欲的世界中保持心灵的平衡。必须不断学习、思考,看到自身的不足,尽可能保持思维的灵敏度。”

这段话是张岂之在《谈学术生命》一文中的论述,也是他人生与治学的写照。

张岂之,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受侯外庐中国思想史专题课的影响,于1949年开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2年底赴西北大学任教。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担任侯外庐的助手,参与学术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他与侯外庐、邱汉生合编的《宋明理学史》,是宋明理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作品。他是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与文化素质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