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先生”李可和他的弟子们
“可能要推迟几天,中风了,半身发麻,口齿不清。不要紧,我给自己开了几副药,恢复得不错。对,在家多休息几天。”第一次见到李可老先生还是在一年以前,当时,记者对他的满头银发印象深刻,开玩笑说,“中医外表就该像您的样子”。眼前,从矍铄的步态上,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一个月前刚刚中风的78岁老人。
7月3日一早起来,老人步行去离家不远的诊所,“有几个香港的病人今天要赶过来”。只要人在山西灵石,就少不了要跑到诊所,这已是他行医的第51个年头。
电话里被推迟的会面,是原定于7月中旬由香港过关到深圳的一个“美国代表团”——因为李老曾用30副药治愈过一例美国面赤症患者,痊愈后的病人回到美国,口耳相传之下,分散在全美各地的病人们竟然自发组织了求医团。美国有一大批深受此病困扰的病人,严重的甚至导致自杀,“这个病其实没有名字,用中医说法就是浮阳上跃,病轻的一副药就可以好”。这些被当地医疗手段宣布治疗无效的患者,以及部分心衰症病人,约定每次十几个人,分批来华求诊。
7月的山西,中午已经有些闷热。诊所和几间汽配零件门市并列在公路边,偶有火车从百米开外的铁路桥上呼啸而过,窗户上满是灰尘,整排房子的破败程度倒是符合人们对这个内陆产煤省份的县城面貌通常的想象。经常有慕名前来的病人惊讶得睁大眼睛,无法把“李可”的名字和眼前的这间诊室联系在一起。老人对此不以为意,“弄它干啥呢,又不想骗人”。
与时下许多善于就传统文化侃侃而谈的人相比,老人话不多。“晋以后,以儒治医,流弊就在尚空谈,不重视临床,对内经等经典多有违背、夸夸其谈,以为读过两本医书就可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实际误人不浅”。
2002年随着《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的出版,不断有后学执弟子理从各地登门,随师父出诊数天至月余。尽管李老强调“临床家要多做现身说法,培养学生敢治大病的胆识与能治大病的功力”,但其实自从1992年他从灵石县中医院院长的岗位上离休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的平台有效地传承经验。
年初几名弟子赶到灵石,就是想劝老师正式出山,到广东主持一所中医急危重症治疗中心。只要老师答应出山,他们就正式开始实质性的运作,推进中心从审批到设立的事项。
“我不同意他去!”坐在窗边的师母一开口,两个徒弟都没声了。“他现在要是六十几,我不拦着他!早两年,他身体可好呢,晚上熬夜,早上出去接着看病,啥也不耽误。年纪大了,一旦有个啥事情,儿女不在身边哪能行呢!”
“呆在灵石就够他累了,那个破诊所我都不想留着了。在家里每天光电话就要接60多个,有的病人可罗嗦呢,让我们帮着买药,他还跑上街去给人家寄药。有一次半夜1点多电话响,他窝在沙发上跟人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心烦了,着急了,就不去交话费,让电话停一阵!”师母越说越觉得老伴辛苦,显然动了感情。
“师父太累了,晚上就别接电话了!搞中心就是想搭一个平台,师父每年抽段时间去指导一下,讲讲课,带着我们查查房。一般的病就交我们处理,也能让师父多休息一下。”一名弟子说。
“唉,越是半夜打电话的病人,越是急症,哪能不接啊。”师父在旁边轻声道。
午饭时师母不在,李老跟弟子们交了底:“这个事你们尽快去做。我上次见南怀瑾,问他中医要复兴该怎么办,南老开玩笑说‘睡大觉’,他建议我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等待时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快到了!”看到徒弟们的眼神,他解释说:“许多人以为李可这个老汉怎么怕老婆呀,其实不是,我这一辈子最亏欠的人就是她,现在老了,不想让她再担惊受怕的。”
“1967年‘***’开始不久,我就被抓进去关了1年零4个月。呆在外面很难受,常被揪去戴铁帽子游街,进去就舒服了,没人折腾你。看守所长每次把我提出来给人看病,还给准备一包烟。家里人在外面可受罪了,大队把口粮停了,全靠我老伴在县鞋帽厂打零工纳鞋帮,买回一些不算粮食的吃食养活4个孩子。她跟着我没少受苦。”
“我们原来还是同行呢。”李老笑呵呵地对记者说。少年李可初中没毕业就毅然从军,参加了解放兰州的战役。1949年,入西北军大艺术学院文学部学习,毕业后在第3军的《前进战士报》做编辑。西北全境解放后,他转业到甘肃河西走廊及庆阳地区工作。
1953年,他被上级抽调参加工作队开展“三反运动”,得罪了一些官员。当时,胡风在《甘肃日报》做记者的一个学生,恰好与李可同一个工作队,到了1955年,他就“名正言顺”地被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关押了2年7个月。1961年,他被勒令退职,遣返回老家山西灵石。
在狱中他开始自学中医,回老家后因为“非法行医”被批斗过几次。正赶上3年大旱,他给上门来的病人开出的方子大半是补中益气汤,效果很好,“不是这个方子能治百病,而是人们饿得太过,身体太虚了病才出来”。
1963年,终于获行医资格的李可成为全国第一批赤脚医生,“其实我从来没有正式拜过师,因为条件不允许,谁要跟我接触多一点就会被叫去谈话审查,拜师不是害人嘛!只能自己一边看书,一边搜集民间验方。农民很可怜,推出去于心不忍,接下来又力难胜任,逼得我只好现学现卖,急用先学,白天看病,晚上翻书查资料,经常让一个个疑难问题弄得焦头烂额。”
而由于农村患者家贫,非到危及生命不敢言医,因此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到的多是急危重症,摸索出一条攻关的路子,自创破格救心汤,将100多例西医放弃治疗的心衰濒死的病人悉数救回。
当时,毕业于日本帝国医科大学的“右派”心血管专家董威被下放到灵石中学做校医,他看到李可抢救心衰的方法很惊讶,认为其水平已超过西医。“我看过你们中医的药典,附子用量超过9克就是非法的(注:2005年新版药典规定附子用量为3—15克),你却用到200克,如果出什么差错患者告你,你肯定会进监狱,当地也有其他中医,为什么只有你这样治?”李可回答:“那些农民就是两个字——可怜,看他们实在可怜就救一救吧,根本没考虑风险的事情。”
等到1978年,恢复全国统考,他获得了中医师资格,进入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做了一名普通的中医大夫。那是他最忙的时候,平均每天要看80个号,从8点看到下午2点,“没有办法,因为大都是外县来的农民,拖到第2天,他住一宿又要多花钱。药房的同事不能正常午休有意见,我只好自己出钱请他们吃饭”。
80个里有30个左右是危重病人,因为需要破格用药,药的熬制方法要格外交代清楚,并记下姓名、住址回访。救治心衰病人,需要医生亲自煎药,患者服药40分钟反应正常后医生才能离开。对那些缺乏中医知识的农民患者,李可有时需要上门帮着熬一次,让病人家属看一遍学会了才放心。
“你问我,为什么我的四个孩子都不学医,不是我不想教,是他们看多了,觉得医生是个最倒霉的行当,一点兴趣都没有。农民太穷了,许多病人没钱拿药就记在我的账上,病好了还是没钱,只能给免了。一来二去,孩子们都抱怨,说我除了留着自家的房子住,连房底下的宅基地都卖了贴给病人了。2005年,我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当地病人给的钱,合人民币大约60多万,我都捐给了一所大学的中医研究所了。”
1982年7月,蒙冤27年后他终获“平反”,离开县人民医院被任命为晋中地区中医院的院长。因为灵石县领导的恳切挽留,他于1983年牵头创办灵石县中医院,任院长近10年。“那是我最苦恼的阶段,病不能不看,杂事不得不管,太浪费精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我中医院可能办不起来,但事情闹成以后我急流勇退就对了。”
1992年离休后,他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我一个月两千多块钱的离休工资,在县城里生活不愁,钱贴多了儿女还是有意见。我老伴其实心很好,一直支持我。有一次我午休,徒弟挡住了一个外地病人,她看见了很生气,觉得人家病成那个样子,大老远跑来,挡在楼下不近人情。”
一听说几个弟子运作的急危重症中心,可能会设在一所西医医院下面的一个部门里,师母一下子激动起来。“不是我胆小,你一搞急救就影响人家的收入,心衰、肺衰、肾衰的人进ICU,一天花费从几千到上万,你一副中药才一两百块钱,惹人恨得很。那会儿就我们两个老家伙在外地,人生地不熟的,电话线就被他们拔了3次,连跟家里报个信都不行啊。”
2000年以后,李老经常穿州过省给人诊治,网上关于李老的行踪随时更新,病人像看直播一样,也跟着他到处到跑。师母说的是李老被请到某地讲学、治病时的经历。当地一名中医学校的研究生作为亲历者,在自己的博客里记录下在这间医院的ICU病房里发生的一幕——
虽然是中医院,但ICU的主任是不折不扣的西医。当李老看完病人,开出治疗方案后,西医一方开始作出一系列的“质询”。焦点是病人高烧反复不退,同时伴有高血压、高血糖、心律不整。西医已经用上了透析机,但是包括抗生素在内的四五种吊针,却无法退烧。
惟有李老注意到,“病人这几天总是在半夜2时左右体温升至39度以上,这正是厥阴循行的时辰,且病人时而手足厥冷,时而高热,若非厥阴病还有何可能呢?当院长问到李老病人喝了他开的药会有那些可能的坏情况出现时,李老答得妙,‘根本不可能坏下去’。”
终于李老的药用上了。病人服药后,体温由38度多降至37度4,没有发生心衰,血压正常,初步显效。“可恶的是,交班时那个医生竟说,‘病人体温曾升至39度,但经冰敷后,现在已经降下来。。。。。。’一开始李老已要求把冰袋撤去,不知道那医生是怎样纪录病程的,有心还是无意?虽然中医在这次成功了,但可以想到,中医要走的路是何等艰巨!”
李老说,院方后来决定停用中医,病人最终没能救回来。“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主持灵石中医院时,是纯粹的中医手段,心、肺、肾三衰病人急救上千例,从未失手。现在却每每遇到我刚把人救过来,回头就被西医的ICU收进去出不来。大家还都觉得很正常,没有人说是西医把人治死了。”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原总编郭博信曾多次到山西灵石调查探访,李老用中药抢救濒危病人数以千计,“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者,亦有百余人”。时下各医院都是急救找西医、中医靠边站,而李老在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任职期间,“……急救却是中医科的事,这在全国各医院中可谓绝无仅有”。
广州离休干部封某,三衰病危,在广州某医院ICU抢救无效。李老要求停止一切西医手段,把脉拟方,病人服药后8小时,起来吃了一小碗面。几天后转院,因为没有交代清楚,上午一进ICU值班医生就用上了抗生素,“病人阳气刚刚恢复,这时候绝不能用抗生素,抗生素是非常寒凉的东西”。下午病人开始昏睡,再没醒过来。李老回忆起这些,眼神里充满了遗憾。
李老这次中风,主要是因为一个月前的广东之行,“看病看得太疲劳,气候也不太适应,瘦了3斤,体重只剩下87斤。现在咱俩在一起,一大一小两个瘦子”。他边说边笑着拍拍记者的肩膀。
尽管中心已经运作得颇有眉目,师母还是担心师父的身体经不住辛劳。“还有建西、乐凯他们呢!这些孩子们都不错,在现在这个医疗环境里左突右冲,挺不容易的。”李老宽慰师母。
而他所说的“不容易”,是指目前许多对中医的管理规定束缚了中医的手脚。如果按照药典的用药规定,李老这大半辈子竟然一直都在“非法”行医。那些谨尊师命在各地脚踏实地、治病救人的徒弟们,免不了也时常受此困惑。
有一个笑话:两个医生聊天,一个问另一个,人是怎样死的?答曰,死就是死嘛,每个人的死法都不一样啊。那人便告诉他,人是被折腾死的。
福建漳平市中医院的李建西对此深有所感。“现在好病人难找啊!我自己常琢磨,为什么师父当年处理很多危急情况,一副药下去就形势立转?现在的病人,轮到中医手上的,都是经过西医无数折腾后没有效果的烂摊子,中医要收拾这个局面得比以前费数倍的力气和周折。一旦效果不好,还要背上中医治死人的骂名。”
带艺投师、自认“在李老处得见中医精髓”的李建西,去年8月就遭遇了一场风波。一乳腺癌患者慕名而来,建西见她双臂麻木、双下肢无力,确定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脊椎,诊断后他药方中开出附子90克,服后因癌细胞扩散迅速,势难遏制,导致截瘫。其夫是名乡医,认定妻子病情加重全因用药过度,遂与医院及李本人发生纠纷。后经省市两级医疗鉴定,证实患者病情变化与用药量无关。甚至有医生,讥讽他开药是“神经病”。因此,他在自己的诊室门口,贴了一份“药典告示”,明白无误地告知患者,“重药克重病”,“以毒攻毒”。
因为面对的大多是重病、大病患者,医患之间几乎都没有第二次机会,李建西同样承担着风险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明哲保身和抢救生命之间,“几乎每天都面临选择”。病人的信任也因此格外宝贵,而这种信任的基础就建立在医生平时积累的医术和医风的口碑之上。
因为老药工的炮制技术濒临失传,药材质量缺乏保证,“我没事就去医院的药房转悠,不是我喜欢,而是因为我怕,最怕中药的就是中医”。记者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一个小壶,就是专门用来试煎、试尝中药的。
对于中药的使用,熟知西医规范的孔乐凯认为:“西医的规定里,急救时对许多药物的使用可以超出常规用量数倍,中医药典却不分情况一刀切,比如附子超过9克就可以找你麻烦。重症急症的用药量理应放宽,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规定。目前的规定客观上起到的作用是,只允许西医急救,而不允许中医急救。而西医手术、介入、甚至部分药物运用等治疗都需要病人或家属签字,用中药重剂治疗急危重症、疑难病时是否也可以参考这种作法。”
“另外重要的一点,应该建立中药质量评价体系,对药量的规范必须以药材质量为基础,生药主要成分含量不同,用量自然不同。”
孔乐凯原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吉林大学医学院)的病理生理学硕士。读了8年的西医核心课程之后,他觉得西医理论无法解答他对人体和疾病的许多疑问,转而自学中医2001年考取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博士,200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学校附属医院做一名内科大夫。
“读博士时我一度很郁闷。我放弃了13年的西医探索,转到中医领域,却发现中医临床拿不出效果来,博士有什么用!在最苦闷的时候,遇见了李老。我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师父指给我一个方向,这才是正路。怎么证明?疗效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之前,我和社会上那些我接触到的中医大夫没有本质区别。”
“现在学生好找,李老这样的临床大家做老师,难求。李老身上最宝贵的一点在于他敢于治病,遭遇急危重症敢用雷霆手段,这源于他的能力和自信。中医院校的老师自己对临床都没有信心,怎么教学生?”
谈起去年网上签名呼吁“废除中医”,孔乐凯倒是毫不激愤,而是坦言“我觉得那些签名者或许曾经深受其害,受中医缺乏疗效之害。一个病,西医能看的,中医勉强;西医不能看的,中医也不能,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外力的保护、扶持有什么用?没有疗效的医学只有死路一条,把医疗交给市场,市场自然会去选择。”
孔乐凯认为国家应鼓励有能力的中医大夫创办中医研究、医疗、甚至中医教育机构。目前国内中医研究的现状是以西解中,而各级中医院在整个医疗过程中按西医的模式运行。这样的体制不利于中医的发展和高水平中医大夫的成长。“一个中医大夫的理想生活方式是白天看病,晚上看书,收入靠诊金,职称靠病号量!你是医生啊,你得治病,你不是实验室里摆弄老鼠的科研人员。”
早有业内人士对记者戏言:“现在的体制留不住好中医。医院养活的人要呆在医院里,养活医院的人最好是出来。”
记者赶到济南当天,正逢孔医生出诊。“外地来的优先,上年纪的优先,剩下的人才按挂号顺序。”病人见记者面露不解之色,解释道:“这不是医院的规定,是孔医生自己定的,挂他号的都知道规矩。”
一直忙于为传承师父的经验而在广东成立急危重症治疗中心奔走的吕英,这些天终于松了口气。与广州军区空军医院合作的课题——“李可破格救心汤救治难治性心衰的临床研究”,终于在6月底正式上报广州市科技局。虽然审批结果要等到9月才能揭晓,但准备工作总算告一段落。
只要吕医生出诊,人们常常看到天河区妇幼保健院一楼一大早便排起了长长的人龙。有一家台湾人看病,连四个月大的小女儿在凌晨3点也被妈妈用背蓝带着一起排队,因为医院规定一个人排队只能挂一个号。
自2001年,吕英的日门诊量就超出一百人,她坦言,“那时候是以数量取胜,虽然人多,但病种单一,主要都是一些常见多发病。”2005年,吕英被广州市选拔为优秀中医临床骨干,为了保证理论培训和临床跟师的时间,经院办决定,她的挂号量减为日70人。
拜入李可师门后,接手的大病越来越多,2007年,挂号量减少到最低的60个,但她却感觉比以前累很多,因为“对付这些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尤其是西医有数个诊断的病人,光是看资料就要十几分钟,虽然这些对我只是参考,但这也是对病人的尊重。越是重病号,你越要跟他耐心解释,尤其是三阴伏寒的患者,用仲景原方原量会出现不同的身体排毒、排寒反应。医生是给者,病人是受者,双方的沟通、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病人自己抗病信心的增强,对治疗效果往往帮助极大”。
“我经常推荐病人看一些中医的普及读物,有些病人刚开始还以为我是推销书的。”吕英笑着说。“但现在不会了,许多哮喘患儿的痊愈使他们的母亲纷纷加入自学中医文化的行列。”
之所以空军医院同意合作立项,还与吕英的一个徒弟有关。原广东省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许天祥身患肺癌,渐并发脑、肝及胰腺等多处转移,今年经肿瘤医院与空军医院会诊后确定了治疗方案。最后一次大剂量化疗后病人出现全身衰竭、神志不清,仅余一丝呼吸,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已有心理准备的家属便通知亲友赶来告别。
其中一个朋友见老许气喘不继、痰声碌碌,实在辛苦,于是介绍吕医生。家属抱着“至少可以让病人走得安详一些”的想法,找到吕英。当时她刚好去山西看望李老,于是让自己的一个徒弟出诊。
徒弟把诊治情况告诉她之后,她只在破格救心汤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了药量,并加入小半夏汤,以期挽救性命后避免痰液赌塞气管而功亏一篑。结果病人服药次日下午3点,已经可以连续说话。
空军医院的领导非常震惊,一个20多岁的小徒弟就能救人于濒死,这就是双方合作意向开启的契机。李老知道后,在饭桌上对着小徒孙呵呵一笑:“就叫你小救命先生吧!”
随后的40多天里,病人停用一切西医手段,恢复正常饮食,偶尔还可以坐轮椅外出半小时。最后虽因病情过重去世,但是在睡眠中安详离开。
目前,东莞、珠海等地的医疗机构也正积极与李老联系,建立临床经验传承与研究的基地,短期内有望取得实质性突破。另有马来西亚和澳门欲开办中医学校,邀请李老及其弟子前往讲学。
“建西,今年会有大变化!”“师父,是今年的五运六气要出现大变化吗?”“乱讲。你准备举家迁到广东吧,形势变好了,中医发展需要人啊!”李老忙着把消息通知散在各处的弟子们,急切得像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