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利的妻子 张双利:意识形态建设可以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智慧

张双利:意识形态建设可以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智慧

从理论形态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特别具有建构性,但是就现实性而言,它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有着比较紧密的精神联系。它是我们建构意识形态可以借鉴的精神资源。自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以来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的性质,它把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最终归结为物质问题,即仅仅归结为经济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而认为精神或者意识形态的问题是派生的问题,因而也是可以随之而自行解决的问题。

西马的价值恰恰就在于承认精神的现实本身,认为精神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经济领域的努力来解决。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指出,意识和物质一样都具有现实性,都是实践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因而我们也必须用精神的方式来对待精神,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的问题。

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来看,物质的丰富、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并没有必然地导致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没有自动地带来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相反人的存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资本主义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于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关注精神的现实。从西方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来看,它不完全依靠政治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治。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尖锐地指出最深刻的物化就是意识的物化。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得工人阶级作为被统治者,在统治的状态中而不自觉自知;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进一步指出技术对现代社会有着深刻的控制,资产阶级凭借技术的控制成功地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一体化。

承认精神现实是实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本有的内涵。马克思早在《提纲》中就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而且着手从深层次解决它。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就是现代人把自己的生活目的交付给社会本身:资本的统治以工人成为商品为特征,而一旦工人被迫成为一种商品,他就必须在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中实现自身,从而放弃了对自己生命的设定;实际上早在《手稿》中马克思便深刻地指出,通过这一原则不仅工人被异化,而且资本家也同样被异化,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也必须按照资本的原则和逻辑去规定自我。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生活本身是有序的、有内在逻辑的,但是这个生活和人本身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根本的问题却被搁置了。

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加强。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和20世纪初的革命,资产阶级渐渐找到了替代革命的方式,他们企图通过科技革命和技术的革新来不断缓解社会内部矛盾,即实现对总体性的社会革命的摹仿和取代。

于是,传统的劳资矛盾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其紧张性被转移为人和市场的消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其意识形态的掌控更深刻地实现为对虚假需要的制造。在媒体广告的诱导下,人们不自觉地把对消费品的无止境的追求认作自身的生活的目的。

在对虚假需要的不断追求中,消费者既彻底放弃了对生命的终级目的的追求,也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利益的认同。 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一根本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落脚点就在于重新唤醒人们对生命的终极目的的追问。

而这一追问最后所带来的是对生活的不断理解和改变。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大多出生在富有家庭,正因为深刻地感觉到生活的逻辑和内在的心灵需要是背离的,他们才会逐渐地亲近和走向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有力量在对生活的实际改变中追求生命的目的。

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事业之对生命的终极目的的追求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乡愁。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随着市场机制的引进和确立,资本作为一个社会机制也逐渐在发挥作用。尊重资本运行规律、强调形式公平、追求个体价值的最大实现等意识形态观念都逐渐地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的意识形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着重于对意识形态进行深入分析,揭露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等应该带来警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消费时代。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消费观念甚至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主导观念。

甚至部分大学生也已经俨然成为现代消费者,于是就有了他们与其父辈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忧虑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部分的现实。 因此,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抵制以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都必须切中人的生存状况,深入到人的生命目的境界。

只有在此境界之上,才有可能建构一种关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崭新理念。可喜的是很多学生在选择哲学的时候,已经不单纯是学术兴趣,而是希望能够进入对生命的思考和追问。

因此,建构一种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论已经具有想当的紧迫性。 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眼睛,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发掘某些被我们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并使之真正落实为对自我生命的责任和对人类使命的承担。

这可以和教育实践相结合。比如说,就业指导是否可以不仅仅停留在如何包装和推销自我的技术层面之上,而是在教育过程中就渗透着对职业与生命的意义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从而实现对流行商业意识形态的超越。

另一方面,学者本身的人生选择也已经形成一种能够超越甚至拒斥“活命哲学”的价值示范。更重要的是,要把对最高目的的追求和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关注结合起来,和对中国历史的认同结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在中国具有广阔的空间,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十分艰巨。然而,这或许就是当代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肩负着育人使命的高校教师们别无选择的神圣使命。 (戴明朝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