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章右文 徽商:左商右文两面人 官商配不知喜悲
徽商称雄,得益于它具备中国全部商帮的共性,就是吃苦。徽商吃苦叫骆驼,湘商吃苦叫骡子。但两者也正在此处产生了分别:湖南在蛮荒之地产生了湖南蛮子,吃苦升华为霸蛮的精神特质。安徽在边缘山区吃苦,则产生了“徽骆驼”和“绩溪牛”,徽商精神升华成忍辱负重、坚忍不拔。我们知道,霸蛮者大气,忍辱负重者务实。
两地更有意思的分别,还在于地域性格不同。地域上两地的相似处,在可耕土地都非常少。安徽是“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湖南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穷则土,土则思变,湖南人的特点是,会读书、会养猪,能吃辣椒会打仗。他们当中那些耕读传家的优秀读书人,既不想发财,也看不上当官,而是一心想做大业,追求成就感,这是直接的三级跳。安徽人不同,他们都会读书,但他们止于湖南人的第一步,读书是为了发财。
徽商特色,儒贾历来以经商为名,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行经商之事。要么是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要么是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文商交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名利同收。可见,徽商在名与利方面,已做到了一个巅峰高度。
单纯就读书来说,徽商倒是有非常大的可取之处。家家读书,给徽商带来了哪些变化?一是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提高了,他们虽是商人,但谈吐都有书卷气。官僚士大夫跟他们交往,就不觉得他们是暴发户,更不是刚洗刀捧书的杀猪佬;二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使得徽商从历史上汲取了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他们可以史鉴今,相当于今天商人读EMBA之类;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以“儒道”经商,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试想一下,一个有文化的商人,无论如何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他的骨子里有文化人的良知。
徽商为什么如此“贾而好儒”?除了安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商人的自发热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商业无法帮商人解决赚钱的归宿问题。
在以胡雪岩为例证时,我们已可以看出这点。当年他就遇到这一麻烦:他的钱富可敌国,但钱既无法让他取得尊严、地位,也无法实现社会理想,更帮不了他实现人生价值。假定他是暴发户,则不存在这些顾虑,但徽商多是真有文化的人,像胡雪岩就必定会考虑商业价值、考虑财富的社会意义。
这一想就通了,只有跟左宗棠合作,资助清廷、输款筹饷,士商捆绑,借左获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对天下进行干预和影响。胡雪岩如愿以偿,获得特赐红顶子、黄马褂,成为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渴望权力,又抗拒权力;成于权力,又毁于权力,这是徽商作为双面人的矛盾与教训。
徽商身兼武力社会、权力社会、财力社会三大特性于一身,它的消亡,能最透彻地反映出中国传统商帮在帝国制度里的命运路线,它对于我们厘清财力与武力、财力与权力的关系,有着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也是它留给今天的一份沉甸甸的遗产。
当代徽商中有过教训的,巨人集团的史玉柱是最醒目的一个,从他身上,我们可以解读出市场与权力交替时当代徽商转型期真实的面目。
“巨人”从辉煌的顶峰走向了大溃败,史玉柱坚持挺了将近一年,到1997年,危机全面爆发,盛极而衰,史玉柱人间蒸发。
“巨人”说倒就倒,比较一致的定论是:这是投资重大失误造成的,楼高70层,涉及资金12亿,1994年2月动工到1996年7月,史玉柱竟未申请银行贷款,全凭自有资金和卖楼花的钱来支持,而这个自有资金,来自“巨人”的生物工程和电脑软件产业。但以巨人在保健品和电脑软件方面的产业实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住70层巨人大厦的建设,当史玉柱把生产和广告促销的资金全部投入到大厦时,巨人大厦便抽干了巨人产业的血。
史玉柱几年后又东山再起,但15年前的失败,与其说是投资失误,不如看作放弃权力背景,在真正走向市场化的时候,新徽商的商业经验十分陌生。在帝国时代跪得太久,哈腰时间过长的徽商,一旦站直身子,就像满清的奴才那样,说自己跪惯了,不习惯站,一站起来就像在扭秧歌、打摆子。
史玉柱没有传出绑架权力的事实,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徽商摆脱路径依赖的影子,可惜没有成功。
今天,新商会正在生长,徽商商帮与今天的徽商商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所处的时代变了。在今天的共和制度下,在市场经济体制里,如何把握好财力与权力的关系,如何让安徽这样一个得地利之先的奇特地域,能有一个徽商现代商会的全新成长,这是今天的徽商应该去反复思考与实践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