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与蒋介石 《郝柏村解读蒋介石日记1945

   郝柏村不仅与蒋介石有最贴身亲近的接触,而且亲见亲历亲闻大陆历史中翻天覆地的五年。他本人曾是蒋介石六年的侍卫长,亲身经历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甚至从成都随蒋介石同日离开大陆,抵台后又任“行政院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等高职。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于2006年开放《蒋介石日记》,长达57年的日记中,最令两岸华人关切的,莫过于最关键的五年,即1945-1949。郝柏村最初的角色是“摘注”蒋公日记,以《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的书名一次予以发表。其观点、剖析,极具参考价值。

国民党是国军的重大包袱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评价郝柏村新书认为,1945-1949年的这五年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千百年来最巨大的转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变化。但海峡两岸对这一历史巨变都未有充分了解和精当的评断,因此,蒋日记对此可提供珍贵的解答。在此基础上,郝柏村的著作不止是学术上有价值,更是深入到历史和问题中去观察。

郝柏村从几方面来归纳1945-1949这五年的重大变化:

   首先是国共两党的体质和战斗力的问题;其次是国际强权的影响;第三是政治战略得失;然后以大量的篇幅总结了国军在军事方面的得失与当时形势。

   郝柏村解读国民党之所以剿共未能克尽全功,原因之一是自北伐起,国民党就是军事为主,军队与党共同发展,但军事胜利,党却未能深入基层,与共产党相较,军配合党、党掩护军,最终导致国民党不能到基层,党就成为军的重大包袱。

   美军观察组当时前往中共控制地区考察发现:“他们的思想和表达都很一致。”“可能是共产党思想训练及党内规范的结果。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共产党不是像国民党那样的大杂烩。有异议的人可能自由离去?有些则是被开除党籍。那些留下来的人,思想就真的一致了。”

   这或可印证郝柏村的看法。《郝解读》指国共斗争两党体质有根本差异,共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工农群众起家,毛泽东的领导风格是彻底斗倒内敌不留残渣,以内部检讨、坦白、批判,形成党的精纯,领袖权威,基层扎根。这是共党坚强战斗力的来源。

   国民党看似集权,实际是组织松散、纪律不严,党组织以知识分子为多,形成士大夫习气和官僚风,不能深入基层,不能植根于农村。所以共党控制区里,国民党很难生存;国民党控制区里,共产党无所不在。

接受《雅尔塔密约》是战略错误

   国共斗争是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同在的斗争。郝柏村指出,1945年英、美、苏三国的《雅尔塔密约》,罗斯福出卖盟友中华民国,是廿世纪最可耻的国际强权政治作为。

   “历史已证明,接受《雅尔塔密约》是战略错误,”如果不接受,结果不外乎:苏联强占东北,则其本质与日本侵略无异;苏联将东北交给毛泽东,成立共产政权,则毛亦如溥仪;美苏在中国形成直接冲突。

   郝柏村认为蒋公接受密约,原期主要目标是:

一、宁可放弃外蒙,但获完全接受东北,及平定新疆的叛乱。

二、苏俄不支持中共,易于解决中共问题,确保国家政令军令统一。

三、争取廿年和平建设时间。

   但这些目标完全落空。郝据此断言,接受《雅尔塔密约》,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战略错误。在国际问题上,郝柏村也强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是失策,当时争议很大,如果不签,苏俄占领东北、牺牲外蒙(独立),但蒋公反而站在民族主义的制高点,可号召全民反苏反共。

   发生在1945年、国人所熟悉的蒋毛会晤、重庆会谈,《郝解读》指“蒋毛在重庆见面,这是国内政局的高峰会议。按所谓高峰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故会前必须透过幕僚,已解决了歧见,完成协议的版本”。高峰会只是形式上签订,否则宁可不开。但“国共两党在基本问题上,未经谈判代表取得共识,蒋公即电邀毛到渝,似为失策”。

   毛之所以断然来渝,背后有斯大林指使,抵渝后,实际仍由周恩来负责谈判。国民党代表既无谈判对案,完全任令中共提出问题,在谈判技巧上也远非周恩来对手,主动权完全由中共取得,最后以有名无实的《双十协定》,结束失败的高峰会。

   重庆会谈期间,蒋毛见面十一次,都是应酬话。毛在重庆四十三天,将国民党弱点和病象洞察清楚,更坚定他枪杆子出政权的信念。

检讨军事失利:黄埔将领素养不足,低估共军精神战力

   至于军事上的失误,负责第一线大军指挥者,从东北、华东、华中到西北战场,主要第一线兵团指挥官都是黄埔一期。郝柏村认为,他们在第一线的指挥都是失败的,或者被俘,或者投降变节,但刘戡自杀成仁。就传统战的建军而言,国军当时高级将领战略、战术素养不足,为失败主因。

   黄埔一期仅受训六个月,而国军建军始自1924年,至1949年的廿五年间,未能建立完整的军官教育体系。当时手握军权的黄埔一期素养太差,大部分的黄埔前期不出十年,就从排长升到师长,一旦握有万人以上兵权,就自认战场经验丰富,来得轻易的北伐胜利,养成他们骄堕的心理,自得自满,反而导致失败。

   郝柏村指出,黄埔一期将领着重带兵,至于练兵与用兵,各人作风不同,大都委之于幕僚。蒋介石于抗战末期,特于陆军大学,召训中、少将级军官,做四个月教育,但成效不彰。

   郝柏村还表示,就其所知,杜聿明任第五军军长时,他是亲自主持部队训练的将领,所以第五军一直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内战初期所向无敌,十八军亦然;但关内战场,独木难撑大厦,最后于徐蚌会战中同遭覆灭,杜聿明被俘,杜的部属邱清泉则成仁。

   战后在与桂系斗争中,当时的副总统李宗仁一度要求蒋介石出国,蒋宋美龄也曾安排他到加拿大去,蒋介石都拒绝了,证明蒋从无苟安思想。而徐蚌会战失败后,亲近人士怕蒋介石寻短,蒋明告不会自杀,会奋斗到底。

而国军在大军指挥中所犯的战略错误,更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国军在战略判断上,低估了共军的精神战力,高估其本身的有形战力。

   马歇尔抵华后,蒋开始担心美方会走上姑息共党的路子。但国军1946年的捷报大大误导蒋,他误认为可以守住南半部的东北,接下来的两年,他一再投入更多兵力;1948年10月29日,蒋向一位美国记者说明,在他看来,政府领导人若是不战即放弃大城市是可耻的行为,结果“三年以来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

   白崇禧建议放弃吉林、长春及石家庄,改采战略守势,未被蒋接受,郝认为“乃战略错误”,而“1948年夏末,实为全军最后时机”。蒋明知1947年冬起,共军已可全面采取攻势,国军虽以战略守势为名,实际蒋仍图以决战改变颓势。但兵力劣势、态势不利情况下寻求决战,“实乃敌之希望”。

   郝说,用兵之道在于全军破敌;敌方战力逆势,应速战速决,歼灭敌军;敌我平衡时,主动、机动寻求局部歼灭;兵力劣势时,避免决战,以全军为上。国军在1947年春全面进剿,既未捕捉共军主力决战,主战场不明确,空军又沦为救火队;运动战中,共军围点打援战略成功,至该年终,国军速决战略完全失败,兵力转为逆势,无形战力更不能与共军相比。

点评蒋指挥失误:“大军会战,不能越级指挥”

   对蒋的领导风格,《郝解读》说,“大军会战,不能越级指挥”,“最高统帅亲函第一线军师长,只可鼓励士气,不可指示作战。”

   蒋介石亲自主导东北战,1948年9月至10底的辽沈会战关键期间,蒋照常发下详细指令给前敌指挥官,经常使得他的高级将领很难再对下属下达战术、战略命令。致使国军在东北精锐主力覆没,开始军事上全面的大崩溃;东北既败,关内仍图决战,结果徐蚌会战乃再失败。

   痛定思痛。这应是郝柏村对蒋介石大小事都管的领导风格,提出最恺切的心得。

郝柏村是军人,他的论点也充分表露他的养成背景:“为将之道,固存心时时可死,但作战应步步求生。”“蒋公在日记常痛责将领无能,固属将领的战略、战术素养不足,战志不坚,但如固守变死守,死守变守死,战例一再发生,有骨气将领自戕诚可佩,但被俘变节则士气必如溃堤,不可收拾。

”大局势如此,放大到国家领导人指挥千军万马,或细微至一兵一卒,以性命填沟壑;每条生命都有家人、亲友,有血有肉。大战略的得失成败,岂不是由人民、士兵的鲜血构筑?

“为蒋公在天之灵抱屈”

   郝柏村在新书发表会上说,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打破了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百年耻辱,国家地位上升,然而,所有这些历史功绩却在国共内战失利后烟消云散。1949年国府撤退来台,蒋公的历史地位和国运由巅峰跌落谷底,“在大陆,他由全国的领导中心变成人民公敌,在台湾,由台湾的守护者变为二二八的元凶,我真为蒋公在天之灵抱屈!”

   在郝看来,蒋介石召开制宪国大是具有历史地位的成就。他最关键重要的举措就是“不顾各方反对、共党抵制,坚持召开制宪国大”,当时有18位台湾省制宪国代也参与制宪会议,从而确立台湾成为中国固有疆域的一省。这才有后来在台北复行视事,将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并将宪法法统和中华民国道统延续至今、不可摇撼的结果。

   过去六十年来,西方和大陆学者及政治观察者对蒋介石大起大落的一生有无数的论著,负面居多,大致归纳成几点:

一、他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夺取国民革命的果实以取得个人权力。

二、以军队、官僚、政党、特务掌握统治权,行使独裁权力。

三、执政基础以四分五裂的派系支撑。

四、没有整合各地区军队,军队未成功地国家化,终沦为地方武力,作战的指挥系统繁复、冲突;对于渗透到党政军甚至政府高层的共谍,不能及早警觉。

五、个人简朴,容忍高官贪污腐化。

六、失去中国大陆,是个失败者。

   陶涵的《蒋奋斗》一书是蒋日记开放后西方最新的蒋介石研究著作,他认为蒋介石一生都在追求一个现代的中国,但这些必须要有统一的国家、强有力的政府,以及素质好的国民,可惜这些条件当年在中国大陆,都不存在。陶涵指出,蒋介石虽然失掉大陆,但他在台湾建立一个繁荣稳定的社会,奠定台湾民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