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飞犯的罪 我和徐怀中的往事(赵鹏飞)

老友徐怀中是当代中国的著名作家,曾担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记得我和他相识是在1949年的西藏高原。当时我们18军54师奉命修建康藏公路,我在师政治部做文化工作,他在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搞创作,两人兴趣相投,能谈得拢。听他口音和我家乡的相似,便问他:“你老家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河北磁县。”我不禁惊喜道:“太巧了,我也是磁县人,我们是同志加老乡!”

从此以后,我们更加亲近了。他深入修路部队体验生活,回到机关有时就住在我们临时搭建的帐篷招待所。我对他特别照顾,给他找舒适的床铺,洁净温暖的被褥。就是在这一期间,他的处女作《地上的长虹》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发表了。

当时,在我看来,枯燥单调的修路生活,荒山野岭渺无人烟的地界儿,很难写出上乘的作品。但是他的这部中篇一发表,就轰动了整个部队,引起广大干部战士的称赞。我一连读了几遍,只觉得兴致盎然,妙趣横生,真是有点爱不释手。

1955年初我调到解放军报社做记者工作,不久,徐怀中也调到了解放军报社文艺副刊任编辑。我写的一些有关文艺的散文、特写送到他那里,他热心给我修改,让我受益匪浅。后来他调到总政创作组,我调到军事科学院,我们又分开了。有一次他到军事科学院来找我,想找有关第二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史料,我帮他去战史部寻找,我们还在一起吃了饭。

1978年我调到了旅游事业管理局,他升任总政文化部长,我想他管着全军的文化工作,手下还直接领导着文工团、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一定很忙,我一直没敢去打搅他。

近些年,我写了几部长篇小说,还翻译了一部长篇,想送给他,请他指教,于是又打电话和他联系,并到他家做客,将我出版的小说送给了他。我们谈起了他们文工团的王健同志,她是著名书法家冯恕的女儿。我二哥在大学读书期间和她是好朋友。这些谈论可能勾起了他对过去的回忆,从他嘴里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我们小时候在磁县可能见过面。”

我疑惑不解地望了望他。

“我小时候,在磁县城里‘华文斋’文具店当过学徒工。”他接着说,“你是一个学生,可能会经常前去光顾的。”

一个人年纪大了,对眼前的事儿一扭脸就忘了,但对遥远的幼年时期的事儿记得很牢。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时,果不其然想起了当年的那次会面。

第二天,我高兴地和徐怀中打电话:“你说的我们在磁县可能见过面,不错,我想起来了。‘华文斋’是磁县城里一家门脸儿靓丽的商店,店里放着两个四四方方的大玻璃柜台,我们磁县人把这种柜台叫做银墩……”

“对!”徐怀中说。

“那天我去你们店里找一个穿蓝大褂的掌柜……”我接着说。

“那是我堂兄。”他说。

那是1943年放寒假的时候,我从北平育英中学回老家磁县,曾经去找过他的这位哥哥。我知道他的这位哥哥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有联系,想通过他这条线,将我在北平的进步同学介绍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他一口答应下来。

我接着说:“你哥哥见我走进来靠近了银墩,便连忙向正在书架下方整理书籍的一个小孩儿打招呼:‘过来!过来!’”

“那小孩穿着一身粗布棉衣走了过来,将胳膊肘放在银墩上,他比我年纪小,个头也比我低。”

“那就是我。”徐怀中毫不含糊地说。

我接着说:“你哥哥当时对我俩说:‘你们都是磁县人,将来到了西面(当时磁县属敌占区,所以,不敢明说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一定会有些交往的,你们可要互相帮助啊!’”

后来,我们通过湖北省任县的路线去了冀鲁豫边区,他去了太行,我和他就分开了。发育成长中的年轻人变化很大,隔了五六年,在西藏见面时,彼此竟然都没认出来。

徐怀中最后在电话上说:“我想到你家里去,咱们一起回忆回忆当年的情景。”

隔了两天,他开车偕夫人于增湘(曾参加大型史诗“东方红”歌舞的演出)及王健一起来到我家聚会,我们尽情地畅谈那些革命年代的往事。

看起来,我和徐怀中的确是老友,可是没有想到会老得这么久,从1943年相会时算起将近66年。真是让他的堂兄言中了,现在,我和他都已经离休,两鬓斑白,老态龙钟,却依然在互相交往,互相帮助,拿着笔不辍地耕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