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人物画 傅抱石古典人物画的故事
傅抱石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极为重要的艺术家,同时也是学养深厚、著述丰赡的美术史学者。他一生勤勉向学,砥砺笔墨,在绘画创作、史论研究和美术教育等领域都颇有成就。
在20世纪中国画家里,傅抱石古典题材人物画的个性风貌与艺术成就,颇为引人瞩目,而其艺术精品近年一直是拍卖热点,这与其创作学术价值几能同步。
构写前人之诗移入画面
艺术史的发展历程是复杂而多元的,前代艺术精品的学术价值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方可渐趋沉淀,而对其审裁视角和认知标准也应不拘一格,学院派的艺术史研究仅为一端,还应包括更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收藏和大众兴趣。
对于傅抱石而言,其中国画创作集中于山水画和人物画,两者皆是佳什连缀,奇峰耸峙。其中,古典题材人物画又因其背后的历史典故与时代风貌,尤为值得关注。这正如傅抱石在《壬午画展自序》中,即将自我作品题材的来源分为四类,其中一种便是“构写前人的诗,将诗的意境,移入画面”。
1945年,傅抱石在重庆西郊绘有一幅《郑庄公见母图》,即取材于《左传·隐公元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的一段记载:
郑庄公克段之后,“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
“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
“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画面之中,傅抱石以粗笔淡墨写泼相间,绘制出几根错落明柱和卷舒的帐幕,营构了皇家殿堂那如“大隧”般的幽邃空间。
身穿红衣的郑庄公正面端坐,神色恭肃宁静,朱砂与淡墨调和的红色并不刺目,但作为一种显贵身份的标志足以将之与其他人物区别开来。庄公母袖手侧坐,略微颔首对视。身旁另有一士人,应是颍考叔。
母子初见仿佛无语相对,又似已说过万千知心话而感慨凝思。画中几位人物的塑造极具类型化特征,而又将个性化因素植入类型化刻画之内且不露形迹。
此图左之上,傅抱石自题曰:“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下浣,新喻傅抱石重庆西郊写。”
傅抱石用画笔展现了庄公与姜氏这对母子在深怨大恨之后重归于好的动人故事,字里行间抒发出细腻而绵长的人生况味。
现代感与传统风神的统一
傅抱石画中的古人皆带有一派高贵、傲岸、清旷的精神风度,这些作品不单纯是古典情境的摹写和历史典故的复原,更有一种悠远而真诚的古意引人爱慕与虔敬,这种深度的表达正与其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深刻理解相得益彰。
早在30年前,郎绍君先生在《走向现代的沉思》一文中就谈到了现代中国画“现代感和传统风神统一”的问题,他提出20世纪诸多成功的画家“是有突破的胆识而又保持着分寸,在横向进击时并不丢掉纵深的历史继承,使自己的作品保持着现代感和传统风神的统一,新颖性和民族欣赏心理的平衡”。
1942年,傅抱石的《洗马图》即根据“元四家”之一倪瓒(字云林)的故事所绘而成。其子傅二石补题边款亦可窥见一二:“倪云林洗马之图,系先父抱石四十年代作于重庆,以元代倪云林之遗事绘成。此图人物形象刻划生动,白马之描绘准确精到,实为先父精心之作也。”
倪云林寄意高蹈,标格出尘,生平逸事趣闻颇多,明人顾元庆撰《云林遗事》分“高逸”“诗画”“洁癖”“游寓”“饮食”五门详加记之。从题材上看,此《洗马图》正是表现倪云林钟爱白马,一程归来不忍见其蒙尘,命人反复清洗的情节。
其实,历代画家都绘制过这个题材,而傅抱石却自出新意。全图笼罩在古木浓荫之下,在图右侧以泼墨法完成大桐树干,顺势粗笔勾出枝叶,墨中水汽淋漓,间以花青辅色。主树旁勾出丛篁与杂株,并与树下以淡墨间浅赭色泼出的土坡形成半圆构图,既营造出深浓的盛夏清荫,又将画面左半边的人物和情节鲜明地烘托出来。
画面左上,倪瓒身着淡朱色儒服袖手而立,书童侧立于身后,一仆在古桐下洗涤白马,三人排列形成一个极富张力的对角线。画面中间白马格外鲜亮,明暗色调上的对比,似乎表现画家点题的深意。
说到这匹白马,还有一段佳话。笔者认为,此图应为傅抱石1942年壬午重庆画展的入展作品,傅氏自己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文中曾说:“《洗马图》故事更加有趣,我半年来屡屡试画,结果失败,因为我不能画马。六月下旬,徐悲鸿先生自星洲返渝,我即将此意告诉他,求他为我补一匹马,徐先生慨然答应,我这个心愿才得到非常的补偿。不然,这一幅是永远拿不出来的。”
1943年,傅抱石又作过一幅《洗马图》,现藏南京博物院,此图中的马不仅加了鞍辔,线条也更为流畅,这是画家在前图基础上的再创造,尤其是对画马的学习,显示出画家用功之深。
贯穿千载之人文思索
其实,傅抱石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创作了数量众多的古典题材人物画,如经常涉笔的《竹林七贤》《渊明沽酒》《兰亭雅集》《虎溪三笑》《赤壁舟游》《屈子行吟》《琵琶行》等等。
静观此类画作,不仅可以察觉到傅抱石作为文人的深厚学养滋育,更能强烈地感知到画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真诚倾慕与笃厚痴情,并能体验到画面背后贯穿千载的人文思索。
在1954年,傅抱石创作“九歌”题材最为专注,尤以《云中君和大司命》为代表。据了解,当年,他根据郭沫若《屈原赋今译》所作此图,目前同题材的作品仅见三幅,其中一幅为藏于中国美术馆的十开《九歌图册》之一,另两幅为同题纵向、横向构图。
傅抱石与郭沫若相识于1933年春的日本,相识后一直交往频繁,直至1965年9月傅抱石去世,其友谊持续了32年之久。对于傅抱石来说,郭沫若与其亦师亦友,更对其艺术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傅抱石非常喜欢郭沫若的诗,将它称为“一二千年以来划时代的再创作”,并开始构思《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及大司命、云中君、山鬼等群神的形象,用绘画的方式与郭沫若相互应和。
因此,在《云中君和大司命》中,傅抱石以其充满浪漫情怀的笔触,描写了屈原《楚辞·九歌》中的两位神话人物———云中君和大司命。其中云中君为掌管风雨雷电、“与日月兮齐光”的云神,大司命为掌管寿命长短、“乘清气兮御阴阳”的寿神。将二者结合入画,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创作手法,而再创作的表现形式,让观者有了更充足的想象空间。
傅抱石笔下的人物形象高古,却有新时代的气息,既能守住传统法度,使创作观与技法在古人的轨道上继续运行,又能帮助大众了解屈原的品格,以其高古美与生命力感动观者。
傅抱石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感兴趣也擅长的古典人物题材研究和创作上,将饱满的旨趣和真切的情感汇入文脉,经过不断地组合与创造,表现其心中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令观者如置身古典之情境,又永远保持反思当下的心情和能力,透射出了映照时代的人文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