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对日新思维 今年中日关系关键词:新时期 新思维

2018-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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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任何一方的"一厢情愿"都无济于事.本文主要从中国对日政策看"中日关系迎来'新时期'"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一,去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提出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基本主张和方针.在周边外交方面,为了在新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将维护和保持良好国际环境作为中国外交首要目标的中国政府,正在认真地将十

    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任何一方的“一厢情愿”都无济于事。本文主要从中国对日政策看“中日关系迎来‘新时期’”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一,去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提出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基本主张和方针。

在周边外交方面,为了在新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将维护和保持良好国际环境作为中国外交首要目标的中国政府,正在认真地将十六大关于“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主张落实到对日关系领域,从战略高度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尽管近年来导致历史问题等中日之间一系列问题的责任在日方,但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中国不是首先追究两国关系中出现问题的责任,而是以宽宏大度的姿态主动改善两国关系,并期待日方做出积极响应。

    第二,十六大指出,“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特别是9.

11以后,“中美不对抗”正在形成为长期的战略格局,而在“中美不对抗”的前提下,以日本对美追随为特征的日美关系也就不成为中国的对立面,今后我们完全可能促成发展中美关系与发展中日关系“并行不悖”的局面。

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非传统安全地位明显上升,安全问题的重点日益从传统安全转向非传统安全,这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长期趋势,尽管在东北亚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依然突出,但非传统安全地位的上升必将对包括中日两国和中日关系在内的各国国家战略和整个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和平。中国明确主张要树立新型安全观,以互信求安全,以对话促合作,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

可以认为中日之间、也包括中美之间一度出现的“携手对付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的‘缺位’”正在被注入新内容,这就是对付恐怖主义、地区非传统威胁等一系列非传统威胁的需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非传统威胁比传统威胁更带有全球性、传染性和扩张性。中日两国终将会认识到“携手对付非传统威胁的战略基础”的作用必将超过、至少不低于过去“携手应付来自北方威胁的战略基础”的作用,共同对付非传统威胁的战略需要必将成为连接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强韧纽带,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正在日益凸显中日两国战略利益交汇点。

    第三,中日经贸关系的巨大发展正在使人们深切感到中日经贸关系对各自经济发展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02年中日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33%);日对华投资实际到位资金累计达391亿美元,两国人员往来高达368万人次,友好城市达220对。

中日经贸合作对解决两国各自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也有重要意义。“要珍视、维护、推动中日交流与合作的势头”,正在中日官方民间的各界人士中成为日益广泛的共识,特别是对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的日本经济来说,有评论者认为,“神州大地刮起的经济强风,吹走了富士山上空的愁云”(香港《亚洲周刊》)。

    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显然也有利于两国政治、外交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解决。

这是因为正如欧洲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中日乃至东亚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将可能起到“安全装置”那样的作用。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在经贸合作以及其他领域的交往与交流的扩大,必将有利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人民之间的情谊,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诸如历史认识等牵涉到人们的认识和感情的问题。

    第四,在此背景下,既要积极推动包括经贸、政治、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中日关系发展,又要认真解决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中日间各种重大问题,这种“双管齐下”的新局面正在成为新世纪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

我们一方面不能再让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局面继续拖累、损害甚至倒推两国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又需研究如何使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更有效地发挥出有利于两国政治矛盾解决的作用,同时将维护并进一步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作为对日外交的首要课题。

    吴邦国在访日期间的讲演中曾引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中日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这句凝聚了老一代领导人对日政策传统思想精髓的话,正日益体现在新一代领导人对日政策的实践之中,体现在中国将对日外交的着眼点放在争取民意、争取大多数日本国民方面。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对日外交趋向积极、务实以及在朝核危机、滞日中国人犯罪等问题上注意到“日本国民的关切”的姿态,已经给极其关切朝核危机等问题的日本广大国民留下了良好印象。

    第五,“双管齐下”模式也体现在“同时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与推动东亚地区合作”方面。

尽管有关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共同研究尚未取得实际进展,但在“10 3”框架下的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正在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中日韩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和深入。     在推动地区合作中,中日两国越来越认识到,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它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两国在地区内部争夺主导权;中日两国离开地区合作而“单独奋斗”达不到提高本国在全球事务和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的目的;刻意地想争当“头头”的结果,必将是谁也当不成头头。

在这个问题上,法德两国在推动欧洲联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