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马立诚 马立诚谈《交锋三十年》:利益纠缠更复杂 文章不易再救国
新京报:1998年,你和凌志军合写了《交锋》并引起很大轰动。《交锋三十年》与《交锋》有何异同?
马立诚:两本书的共同点是都揭示了改革开放的冲突和斗争,揭示了改革开放和“左”的思想的斗争,披露了改革开放遇到的一些深层次的阻力,介绍改革开放是如何一步步突破旧的思维、旧的习惯势力和“左”的思想障碍,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成果的。
从1998年出版《交锋》到现在,10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交锋30年》中都有评介。此外,这10年来,改革过程中利益博弈、纷争更加突出了。像有些国企集团搞垄断,不让民营进入,就是由于利益考量。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更多的是思想观念的斗争、理论的斗争,是“文章救国”。现在大家对“文章”的关注度下降了,更关注自己的利益。这是新的变化,《交锋30年》也反映了这些新变化。
还有就是两本书结构方式不一样。《交锋》是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交锋三十年》写的是四次大争论,结构方式变了。我觉得写一本新书,要有新意,要有新的思路,使读者有新的收获。尽管《交锋》一书影响非常大,但我不想再重复过去的著作,所以用四次大争论来作为贯穿全书的总体结构。这种新的结构,也符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在评述这四次大争论时,是采用解读焦点事件的方式来体现争论本身的,这样看起来更有可读性吧。
我一直是站在前沿
新京报:有关你本人和著作的争议一直很多,其中原因何在?
马立诚:主要是我的著作触碰了社会难点、焦点、热点。我们现在的社会,成就很大,问题也很多。转型期的矛盾非常之多,是矛盾高发期。许多人“只缘身在此山中”,“拔剑四顾心茫然”,理不出头绪,也非常苦恼。大家都期望把问题揭示出来,进行解读,提出解决方案。
大到中国的改革是不是搞错了,小到个人能否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都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面对各种问题,每个人、每个利益集团的立场不同,观念不同,利益不同,思路也不一样。这些差异,在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发生激烈碰撞。在这些碰撞之中,我一直是站在前沿的人之一,因此,既受到社会欢迎,也遭到不同意见的攻击,这是很自然的。
新京报:《交锋30年》这本书用不少篇幅谈民营经济问题,目前中国的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它的发展环境如何?
马立诚:民营经济在30年里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前年还出版了一本书叫《大突破》,回顾了中国民营经济58年的发展史。有这样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非国有经济目前吸纳了两亿人就业,而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是三千万。非国有经济创造了70%以上的GDP,60%的税收,80%的出口。所以说它发展速度很快,贡献非常突出。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环境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全国党代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先后都制定了鼓励和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政策。2005年初,国务院通过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36条,这是促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文件,它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等等,同时要求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政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服务,受到了各方好评。
另外就是《物权法》,它确立了平等保护物权的原则,这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但是政策的落实不尽如人意。另外就是民营企业缺乏资金支持。民营企业规模小,中小企业众多,从银行拿贷款相对困难。今年9月份,央行通过了一个指导性建议,要逐步承认那些地下钱庄,让它们从地下到地上,阳光化、合法化,批准成立若干民间贷款公司。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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