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是什么人 郑酋午:人究竟是什么 ?
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随着时代的推进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人”!但是对思想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深奥的难题,这正如中国古书上说的一句话:知人则哲,惟帝其难。
为什么对人本身的认识这样难呢?因为,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人”这个问题,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人的智慧、人的创造性、人的作用和人生意义等等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自古至今,智者哲人们写下了论人、论人性、论人的本质、论人生、论人的创造性等等问题的无数篇章,然而,直到今天仍然莫衷一是。
2·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
从古希腊以来,在哲学上对人下定义的学说虽然很多,但最有影响的说法也只有“人是理性动物”、“人是社会动物”、“人是文化动物’等三种。
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经过思考后,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从此以来直至近代,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
理性是什么呢?在西方哲学中,不同的哲学流派对理性有不同的看法。唯理性论把理性看作是知识的源泉,只有理性才是可靠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凡是符合人性的就是理性,主张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尺度,建立一个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把理性和知性相对,作为认识的一个阶段。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它指人在正常思维状态下,基于正常的思维结果的行为。理性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发展活动,指处理问题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考虑问题。
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观点,在哲学上非理性主义反对得最强烈。非理性主义否定或限制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非理性的”这个术语,通常含有“为理性所不能理解的”、“用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等含义。非理性主义往往将理性同直观、直觉、本能等对立起来。
非理性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流传颇广,如信仰主义者的非理性主义宣扬盲目的信仰;叔本华宣扬无意识的意志,断言理性和科学不适用于道德范围;尼采宣扬“权力意志”论,鼓吹非道德主义;柏格森宣扬直觉;存在主义宣扬存在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存在先于本质”(萨特),等等。
这些都是非理性主义的表现。从总体上说非理性主义是精神危机的哲学,但它把人作为研究的主体和主要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现代人的意义和精神。
非理性主义演变线索是: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唯意志主义主要包括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生命哲学主要有狄尔泰伯格森等人创立;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萨特。
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总是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对它重新审视一番。人们常说的“非理性主义”大概是指现代西方反叛近代理性主义传统的一种哲学思潮。这种思潮就像洪水一样把现代西方的整个学术园地浇了一遍,似乎每一流派都吸收了它的营养,都能发现自己流派的根深扎在非理性的土壤之中。
人们在追溯非理性的根源时,就首先想起了在与黑格尔的极端理性主义相抗衡时失利的叔本华,甚至更早一些的其他人。
以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以理性为手段,为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大大扩展了地盘。思想家们断定的 “人的本质在于理性”这一古老命题再次得以确认,合乎理性的就是真理,否则就是谬误,理性成为一切取舍的标准,一切都必须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
这种崇尚理性的精神在近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科学文化的进步、商业的发达、政权的更替等等,并不能直接给人们带来幸福,人类的精神解放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黑格尔断言“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的时候,理性主义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按照这种极端理性主义的逻辑能推出,幼儿乃至儿童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的”理性,因衰老或外伤而失去理智的老人就很难说,精神病患者则根本不能称其为人,等等。
而麻烦的是,现代病理学认为严格地讲,人人都是或曾经是精神疾病患者,只不过是程度不同或患病时间不一样,现实中的人们需要时不时地去看精神疾病专家。
这样推理看上去十分荒谬,但是应该明白,人在特定境遇中精神恍惚往往是其心理的非理性部分(愿望、尊严、虚荣心等)受挫的结果,是非理性部分的挫折导致了其心理反映的过度强烈,以致其某些行为、语言不能很好地接受由习惯而养成的行为或语言模式的控制,从而表现出某些“失常”的言行。
弗洛伊德把这种现象一概归咎为性欲的受挫,这或许不太恰当,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发,让我们看清了人的非理性部分的重要性。
整个19世纪,以至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证明了人类理性的狂妄、肤浅、盲目和无能为力。理性主义在逻辑上也许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实践中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类历史显然并不是按照任何悲观或乐观的先哲似的预言推进,它的规律性也不意味着可以设计和预言,人类社会不能靠全能的手来安排得面面俱到,人类的精神生活更不能接受来自任何意图的控制。
当马克思试图为其共产主义理想的美好蓝图进行具体描述的时候,毫无疑问,他是错了,因为那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只剩下“体”,而“自由人”却已消失,同时也违背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资本论》第一卷,第12页)的重大发现。
这决不是说人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历史像肆虐的河流那样地到处泛滥,而是说人类理性对于自己的历史可 以干预但无法控制。
而其无法控制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就作为人之本质的另一部分——非理性而言,它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和目的的控制。机械的理性主义者最担心的似乎是,一旦否认人的理性的至高无上,那么人类历史的最终方向会成为难预料的以及有可能使人沦落到动物的层面去。
其实,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本来就难以预料,人们只不过往往是出于本性,自以为是地这样或那样地预言,这种预言十有八九是错误的。
这一点也说明人类理性在许多方面的苍白和无能为力。对于未来的预料本是人类理性的一种本领,但它是有限度的,忘记它的根扎在哪里而视它为神明,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对人类沦为动物层面的担心也是多余。既使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理性,人的本质也不只是理性;即便是在那些“相同”的地方,人与动物也是大不相同的,其间有着天壤之别。绝没有必要担心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将会消失。
因为按着进化论的简单道理,人类已经进化到今天这一步,即使存心要返回到动物的层面去,也未必可能了。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就认为,人的本能与动物不同,它不仅比动物更高级,而且更丰富。
人的本能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可能和动物的本能相提并论;就日常而言,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们都是极不相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人类理性本来就是非理性进化的一个结果,它现在还在生长之中,远未成孰,将来能否成孰,那也很难说,或许它本来就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
到了存在主义那里,对理性的反叛达到了高潮。在存在主义那里,人不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存在的动物,人必须接受存在的规定。尼采从生命和创造力意志来解释人的生存本性,“此在”作为人的规定是海德格尔对人的揭示。一个理性的近代,已不复存在,它为存在的现代所代替。
对人的本性的把握,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存在的时代。人的爱恨情仇、生死离别都在存在的维度上发生。作为一个存在者,生活着的人具有自身的独特的存在本性。存在主义哲学注重存在,注重人生。
但也不是指人的现实存在,而是指精神的存在,把那种人的心理意识(往往是焦虑、绝望、恐惧等低沉的、病态的心理意识)同社会存在对立起来,把它当作唯一的真实的存在。存在主义哲学一开始就把探讨人的存在问题放到了首要地位。
世界各国的存在主义者一致公认,丹麦的神秘主义者索·克尔凯郭尔(1813—1855)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先驱。克尔凯郭尔在其哲学著作《恐惧的概念》中奠定了基督教存在主义思想体系。
基督教存在主义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也否认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存在。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只能是存在于个人内心中的东西,是人的个性,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实在,是万物的尺度,人即是个人的主观意识。但这不是理性、思维的意识,而是非理性的意识,是个人的心理体验。
当个人处于心理体验这种意识中时,最直接、最生动、最深切体验到的是痛苦、热情、需要、情欲、模棱两可、暖昧不清、荒谬、动摇等的存在,它是纯主观性的、最基本的存在。
享有“存在主义之父”美誉的克尔凯郭尔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把“孤独个体”看作是世界上的唯一实在,把存在于个人内心中的东西——主观心理体验看作是人的真正存在,看作是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最基本概念——“存在”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位先驱是尼采。尼采哲学有三个彼此联系的主要命题,即权力意志、超人和一切价值的重估。这三个命题是他批判欧洲传统文明的产物。
尼采认为,欧洲传统文明的弊病表现在科学和哲学方面,便是理性主义的统治压制了非理性的生命本能;表现在宗教和伦理方面,便是虚无主义的统治,所谓虚无主义,尼采赋予它特定的含义,用来指否定生命的立场,同样压制了生命的本能。
在他看来,靠着基督教道德维系的欧洲传统文明的根本弊病,一是压制生命本能,导致人的颓废,二是扼杀自我,导致人的异化。当尼采揭露前一弊病时,他是站在生命哲学家的立场上,当他揭露后一弊病时,便是站在存在主义先驱者的立场上了。
卡尔·雅斯贝尔斯是德国存在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1932年,雅斯贝尔斯出版了他的哲学名著《哲学》。雅斯贝尔斯认为,他的哲学的基本问题乃是人的问题,具体说来,便是所谓理性与生存的问题。
生存(Existenz)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他用以指人的一种非理性的主观精神的存在状态。关于理性与生存之关系,他指出:这二者“不是两个对立的势力,不是两个彼此争胜的对立力量。
每一个都是透过另一个才存在的。它们相互展开,透过对方,彼此才获得清晰性和现实性。在这里,雅斯贝尔斯企图说明,为了要解决人的生活基础的问题,就应该把人的主观精神的存在状态与人内心的自我体验统一起来,使人通过其内心的自我体验不断提高其主观精神的存在价值,从而成为在至高的精神境界中生存着的真人。
这样,通过理性与生存的关系的问题,雅斯贝尔斯就把他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引导到人的问题上来。可以认为,这正是他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进一步理论化的发展,也是他的生存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一个自我表白。
海德格尔是20世纪德国最有创建的哲学家,他宣扬无神论存在主义,是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他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第一次提出了存在主义这一称谓,并促使存在主义理论系统化、明确化。对于“人是如何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作为“存在”的人,面对的是“虚无”,孤独无依,永远陷于烦恼痛苦之中。
他认为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同他的自下而上条件相脱节,面对着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即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人永远只能忧虑和恐惧。存在主义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在法国获得巨大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有加布里尔·马塞尔、柯热夫、梅劳-庞蒂、阿尔贝·加缪、让-保尔·萨特等,而让-保尔·萨特则以其卓越的理论建树成为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
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特在研究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抛弃了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神秘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胡塞尔的非理性主义,形成了他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无神论的存在主义。
从此,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自由选择”是当代存在主义的三个基本原则。
关于“人”的问题,当然,在十九世纪黑格尔的宏大叙事中也探讨“人”的问题,但是,他的这一切都是在强调那个大写的“人”,即人类。然而,个人则被排挤到了一个被忽视的角落。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忽视,黑格尔哲学走到了尽头。相反,存在主义更为关注作为一个存在者并存在着的个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