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吴旭 吴旭:“中国梦”与中国国家形象战略

近几年, “中国梦”这一提法不断见诸各类媒体;但在关于这个概念的内涵界定和表述应用上,持论者却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本文作者认为,不论是从中国国家形象发展战略的宏观定位高度,还是从国际公共外交具体操作实践的角度,我们都应该有意识地将饱含人性的“中国梦”与咄咄逼人的“强国梦”脱钩,并将前者作为一个跨文化交流平台,实现中国、中国人、中国梦想在世界舞台上的一次重塑。

本文将简要厘清“美国梦”的渊源本质,“中国梦”的基本内涵要素,以及为世界打造“中国梦”、并向世界推销“中国梦”的意义。

什么是“美国梦”?

“美国梦”(American Dream)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吉姆斯-亚当斯在出版于1931年的《美国史诗》中首先提出的。他给出的定义是这样的,“美国梦就是梦想中的这样一片土地,在那上面每个人都可以活得更好,更富足,更圆满,并享有着适合其能力和成就的机会……那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汽车和高薪的梦想,而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一社会里,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应当能最充分地实现自己的内在潜能,并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而不被那些偶然的出身或地位等条件所左右。

”可以看出,吉姆斯-亚当斯的“美国梦”概念,与美国建国之父们理想中的“新大陆信条”是一脉相承的。

理解“美国梦”的内涵,要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看;一个是国家的抽象层面,一个是个人生活的实际层面。

从国家品格认定的角度上看,“美国梦”构想的提出,其实是美国这个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移民国家,要完成自身民族认同整合和国家核心价值观确立的一个必需步骤。从独立宣言起草,到美国宪法修订,从美国南北战争,到民权进步运动,“美国梦”中所宣扬的价值内核基本没有变化,即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上天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主独立和追求幸福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先有美国梦,后有美国人。

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过去这一百年来,“美国梦”的内涵和外延,却是因人而异、并不断与时俱进的。比如,当1776年7月4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向全世界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并享有天赋权利”的“美国梦”时,也不可能想到100年以后,这个国家的南北两方会为了黑人奴隶是否也享有这份平等权利而大动干戈;而1963年8月28日,一个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站在林肯纪念堂前,再一次发自肺腑地重申那仍旧可望而不可及的“我有一个梦想”。

2009年1月20日,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站在国会山的台阶上宣誓就职,似乎终于实现了那个被美国黑人追逐了几百年的梦想;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作为“美国梦”真实物质依托的“独立洋房,白领阶层,中产阶级”等标签,却随着经济萧条的来临,离数千万失业、破产、倒闭的美国梦追逐者们越来越远。

为什么需要“中国梦”?

提出“中国梦”不是为了取代“美国梦”,更不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意思。中国人有需要“中国梦”的内在必要性,而在这个层面上,美国梦可以给我们启示。

简言之,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自己的梦想。

这个梦想,不能仅仅是物质层面的阶段性目标(比如以前提出的“实现四化”、全民奔“小康”等),也不能仅仅是面对自己国民的执政承诺(比如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等),而应当是当代中国思想界面向未来几代、甚至几十代中国人,以及所有关心关注中国发展的世界观众,所确立的一个远景定位和奋斗理想。同时,像“美国梦”一样,“中国梦”也需要有自己的人类情怀和世界担当。

一方面,它应该为未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做出一个深思熟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定位和承诺。

埋头忙于追赶和自身改革的中国,在为了如何让13亿人活得更舒适、物质上更富足的现实问题上,全国上下可谓同仇敌忾,殚精竭虑而乐此不疲;而对于“为什么活着”,“中国为什么?”“什么是中国人的梦想”这些超物质、深层面的远景问题,却基本上是无暇他顾,处于集体失语或被动引用西方模式和界定的尴尬状态。

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匮乏,综合国力的上升与个人信仰的迷失,在当今的中国,似乎都同时达到了某种极限。象是一个刚刚步入青春期的躁动少年,中国各大城市炫耀式地大兴土木,希图靠硬件的堆积来征服外来者,让西方折服。

但是,这种过分功利和短视的心态,恰恰暴露了我们潜意识中的不自信和自我定位的迷失。到头来,猛然发现,我们追逐的其实并不是属于自己的梦想;而在这不顾一切的追索中,我们似乎把那条通向自己梦想的路也走丢了。

另一方面,“中国梦”由中国人提出和构建,但它也可以、而且也必应属于整个世界。

当整个世界在21世纪初走到一个关键的历史拐点时,当全球化的浪潮将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经济金融安全、瘟疫病毒等也迅速全球化以后,以“美国梦”为代表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走进了一个难以自纠的怪圈。简言之,美国的梦想模式,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处理和解决个人与社会,权利与责任,享受与奉献,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一系列人类必须面对的永恒矛盾。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文明古国来说,“中国梦”的提出不是为了追时髦,而是为了贡献中华文明的智慧,为世界未来的发展走向提供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答案。

“中国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不仅我们自己需要这个答案,世界也在等待中国提供这个答案。

“中国梦”的内涵是什么?

从国家的层面讲,“中国梦”的远景目标,是要为每个中国人创造最大限度的机会和条件来实现自我的价值,并为每个人的自由充分发展提供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证。

对于每个具体的中国人来说,“中国梦”的内涵和核心不妨用下面三个短语来概括:实现自我(自强不息,以德载物);回馈社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拥抱自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无疑,这是一个人性化、可持续、符合中国价值观和文明性征的简洁公式。在追求个人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享受内心的平和,平衡,平静;在与社会的互动回馈中,找寻和谐,和睦,和顺的感觉和定位;在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共存状态中,尊重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

中国的梦想,当然无法脱离中国的文化和传统而存在;同样,中国的梦想,也不可能回避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和所面对的世界性问题。这里面,两大哲理思想库,即传统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体系,和集世界思想大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源泉和梦想参照系。

总体来说,“中国梦”要寻求的是一种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这一出发点,将人类的每个自我个体,与其所生存的社会关系、以及其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母体,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这一点,与西方推崇的个人至上、个人利益超越整体利益、个人享受超越外部环境存在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迥然不同。

在界定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中国的古典哲学推崇自然理性以及实用辩证主义,闪烁着超越历史与文化的大智慧。

其中的很多精华部分,历久弥新,为处理现代世界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给出了精当的答案和指针。以“人与自我”这一辩证关系为例,中国哲学强调自强以及自我情操的锻炼修养,崇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处理“人与社会”这一层关系时,中国儒家学说的黄金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在相互尊重前提下的对等原则;更值得现代人深思和效法的是中国古代先哲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宏观哲学范式。

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也能找到精辟的论述。比如,在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精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不同文章中强调下面几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即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平稳有效运行,又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保证。

把这一逻辑放大到更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即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都应以不伤害作为人类生存根基和发展源泉的自然环境为前提。

“中国梦”和“大国梦”有分别吗?

“中国梦”不能简单等同于超强大国梦。国内最近出版的一本《中国梦》,更多从强调国家实力这个角度来谈“中国梦”,讨论的还是中国大战略的定位。好像“中国梦”就代表着大国崛起、大国复兴这么一个概念。而我认为,中国梦应该是指中国人想要达到的或者说中国人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达到的一个理想状态,你的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定位可能虚一点,但是它恰恰类似“American Dream”提出时的本质。

“美国梦”最原始概念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民族性格的一种定位,并没有提出美国成为一个强权的国家。其实是直到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主政者才开始有意识、成系统、分步骤地将“美国梦”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武器,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形象魅力攻势,并将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种种优势积累,整合在“美国梦”这样一个具有心理感召力、情感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的统领旗帜之下。

换言之,美国后来的强大恰恰是“美国梦”的一个附生物,美国之后又把“American Dream”翻版成为它世界推销的一个手段。

提出“中国梦”的必要性,在于我们在埋头追赶的过程中,把许多自己本身珍贵的体现人类价值的东西失去了。现在寻找的过程实际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负责,给未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提供一个凝结的东西。当然它肯定有一个普适的东西,很多东西可以放在整个世界的台面上去谈。

如何把“中国梦”推向世界?

在西方,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的进程是一段被广泛曲解和误解的故事。这根源于,一方面,听众的成见、偏见太深;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则把故事讲述得太死板,太自我,太官样化。换句话说,太不贴近“西方群众”了。

举个例子。为应对国外“中国威胁论”的分析指控,我们的官方曾解释,“中国是和平崛起”。可一大堆问题马上随之而来:这“和平崛起”是中国的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政策呢?“和平”与否,是中国一方能说了就算数的吗?“崛起”以后的中国,还会保证“和平”吗?更不用说,“崛起”一词的通用英文翻译(rise),本身就带有着强迫、强势、突破现有秩序的隐含意义。中国的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而且是越描越黑。

而“梦想(Dream)”则是超越国界和文化、不需要我们刻意解释的世界语言。更不用说,“中国梦”中所勾画的未来人类发展远景,蕴含着很多一直以来被西方价值体系所忽视、而同样属于“普世价值”的中国智慧。 中国人看“中国梦”,第一感觉总象是大国之梦,其实翻译成英语(“Chinese Dream”)就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它是一个很软的、很人性化的东西。

讲述“中国梦”,不一定非要以政府机构为主体;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其理想中的“中国梦”,也都在实现着自己的“中国梦”。每个当今的中国人,都是“中国梦”的代言人和实证者,都在为这个人类社会的伟大试验作着注释。

“中国梦”必然意味着“美国的噩梦”吗?

“中国梦”和“美国梦”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冲突;恰恰相反,在很多基本原则上,中美可谓是“异床同梦”(比如,为每个人实现自我而创造最大机会的信条)。“中国梦”和“美国梦”,是两个文明对于人类共同面对问题所各自给出的解答和发展模式。

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在经济利益和物质层面也许会有此消彼长,但是在精神和梦想层面,却是相互促进补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讨论“中国梦”,恰恰是得益于美国梦的启示,以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对于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一种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中美两国的梦想之间,不是简单的取代关系,而更多的可能是辩证的补充;更形象地说,仿佛是“一阴一阳”。

从全球的角度看,以西方价值观为指针的“美国梦”,过于主观强势,过于自我中心,过于突出个人利益,过于以单向、片面的是非、善恶和成败标准来解读和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在解决个人发展与全社会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时,过于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体权利,甚至以牺牲整体利益和社会发展为代价。

20世纪末期开始的全球化浪潮,逐渐将这种单极价值观的弱点暴露出来。这次发端于美国的经济金融危机,更揭示了这种关系错位的严重后果和其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事实证明,美国所一直推崇的无限制的自由资本主义,走到了一个必须要改弦更张的岔路口。

想比而言, “中国梦”,更讲究节制,讲究综合考量,强调集体和大局,强调“和为贵”的包容、共生、平衡的处事哲学。面对当前全球化所带来的一波波全球性问题,如流行疫病,恐怖主义,全球变暖,金融危机等,中国梦想中挟带的沉稳、和谐、久长特质,更显得珍贵和必需。

中美之间,作为两个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大国,不仅应该在经济层面上开展“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还应该在知识和思想层面创设“中美战略与思想对话”的机制。而“中国梦”的提出和研讨,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对话的起点和平台。

这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为了求同存异,促进共识。当整个世界走到21世纪这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上,而明年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的历史时刻,中美两个大国关于人类共同梦想的对话,其前瞻性和世界意义不容低估。

* 本文的主要观点发表在《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4月22日)的一篇“先驱访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