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再冰梁从诫 梁启超直系后人反对拍卖梁启超档案
南长街54号是否故居 拍卖是否违背任公意愿 “梁氏后人”统称是否模糊了两家后代真实关系
现年88岁高龄的梁思礼先生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也是如今唯一健在的梁启超第二代子女。最近,一桩与梁启超有关的拍卖活动让他心里很是烦乱。
最终,他选择通过本报发出声明澄清两点:第一,此次由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组织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拍卖及衍生活动,与梁启超直系后人无关;第二,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故居,而是梁启勋的故居。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梁氏档案拍卖,又是如何“伤及”梁启超直系后人?
拍卖方北京匡时表示,“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共计950件,是梁启超研究资料的新发现,这批珍贵的档案一直保存在北京南长街54号,梁启超及其弟弟梁启勋曾经长期在此院居住,所有档案藏品均由梁启勋整理珍藏,并由梁启勋后人保存至今,极具文物价值、学术价值。
梁启超后人则认为,对方夸大了南长街54号和梁启超之间的关系,并且,这样的拍卖有违梁启超遗愿,梁启超后人对此表示遗憾。
最大宗梁启超档案拍卖
9月17日,北京匡时召开“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
“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950件,其中287通信札,涵括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信札240余通、康有为信札23通等,通信方涉及民国政坛风云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人,内容涵括梁启超手书退出进步党通告、声援五四运动电报、讲学社简章、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细节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袁世凯之解剖》、梁启勋《曼殊室随笔》等十件重要学术著作的手稿原件均系首次现世。
此外,拍品中也包括梁启超手书康有为讣告铜板原件,梁启超自用书桌、拐杖、地毯等相关家具器物等等。此次拍卖总底价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如此大规模的梁启超档案拍卖,马上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此同时,梁启超后人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裹挟其中。
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女士接到了来自第一历史档案馆打来的电话,对方只是想问问这次拍卖是怎么回事,梁启超后人是否知情。
这样的询问逐渐多了起来,梁启超后人不得不重视起来,吴荔明女士说:“原本以为这次拍卖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很多人来问,有些虽然没有明说,但听得出潜台词你们不是把梁启超的遗物都捐献国家了吗,怎么还有这么一批拿去卖钱?”
了解到更多的拍卖消息后,梁启超后人认为,他们有必要进行一些澄清。于是,在经过多次会面、讨论之后,他们做出了一份《关于梁启超档案拍卖的声明》:
作为梁启超(任公)的直系后代,由于最近不断有各界人士向我们质疑此事,我们特此声明如下:
对于此次拍卖活动的策划及其衍生活动我们毫不知情,从媒体报道中才略知一二。梁任公生前曾对家人交待,他离世后,他的遗作都应捐献给国家,不能出卖。作为梁任公的后代,我们从未出售拍卖过梁启超的文稿和物品。此次违背梁启超意愿的拍卖行为与我们无关!
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的故居,而是梁启勋的故居。梁任公自日本回国后便住在天津,曾定居于天津意租界西马路25号(现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6号),即“饮冰室”所在处,那里才是梁启超的故居。梁任公在北京没有长期住所。他在清华任教时曾住过清华北院教员住宅第二号。他的家庭与梁启勋的家庭也不曾住在一起。
声明由梁思礼(梁启超之子)及梁启超第三代直系后人梁再冰(梁思成之女)、梁柏有(梁思永之女)和吴荔明(梁思庄之女)签名,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6日。[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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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长街54号成为焦点
由于梁启超直系后人的态度,这次规模浩大的、以梁启超为主题的拍卖变得富有争议,除了梁启超“遗作捐献国家”的遗愿之外,梁启超、梁启勋与南长街54号的关系成为了争议焦点。
南长街54号在此次拍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据北京匡时方面介绍,梁启超及其弟弟梁启勋曾经长期在南长街54号居住,1912年梁启超流亡回国后,开始了在北京的政治活动,梁氏兄弟一起买下位于南长街的四亩地,并营建三进的54号院,在这里打开了人物关系网络,完成了影响中国近百年的大事件。
“这处占地四亩的宅院由兄弟二人精心营造,里外三进,最高的南房曾是梁启超的固定卧房,康有为与其女康同璧亦是房中宾客。1917年,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盐务署督办,这段时间他频繁来京,‘南长街54号’也格外热闹起来。”
“1919年旅欧回来后……梁启超组织社团、着力教育,在更大意义上承担了导师、慈父的角色,梁氏兄弟在‘南长街54号’的聚会更多了。清华讲学期间,他若是进城,便径直住在‘南长街54号’,专心治学并与家人共享天伦成为这个时期梁启超的主旋律。”
梁启超后人:
54号不是梁启超的房子
然而,对于南长街54号,梁启超直系后人有不同看法。
梁柏有女士和吴荔明女士代表梁启超直系后人表示,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的房子,也不是合买的。
“梁启超的第二夫人王桂荃,我们叫她‘婆’,料理全家的日常生活,也是经济主管。梁启超不管家务,如果出了钱买房,婆应该知道,她是很精明的一个人,但她对所有的人没有提到过梁启超在南长街买过房子。”
“在解放初期,王桂荃因为子女们都在北京,把天津的饮冰室卖了,在西单手帕胡同买了一所房子。梁启超家比较清贫,没什么钱,如果梁启超在南长街有房子的话,王桂荃要到北京来,会住到南长街,何必卖了天津的房子再买手帕胡同的房子呢?”
梁柏有女士表示:“梁启超曾在南长街住过,也写过东西,但不等于是他的故居。梁启超在北京有三个临时住处,北海团城、清华大学教员宿舍和南长街54号。梁启超的故居是天津意租界的饮冰室,他最辉煌的时期住在那里。北京没有梁启超故居,现东城区的梁启超故居也不是他的房子,而是梁启超长女梁思顺在梁启超去世以后、在30年代买的房子。”
她们认为,拍卖公司夸大了南长街54号的地位。“那些信札、手稿能看出是梁启超的,但有些南长街54号里的器物可能就不好分辨,难道梁启超踩过的地毯,就能说是梁启超的地毯吗?”
“我们不是对这次拍卖眼红,也不愿意媒体炒作。当初我们也想顺其自然,算了不管,但对方在宣传中总是笼统地称‘梁氏后人’,于是便有人来质疑我们,询问怎么回事,我们只好站出来声明我们的态度。”
梁思礼先生也回忆说:“我儿时住在清华园,父亲也带我去过南长街54号,但要说两个家庭都住在那里,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梁启勋后人:
54号是梁启超“行营”
孙军是梁启勋的外孙,1957年出生,今年55岁,从小生活在南长街54号。在他的印象中,这座院落很大,房子很高。
由于这次拍卖的关系,北京匡时需要拍摄一部关于南长街54号的纪录片,孙军因此十分详细地回忆了从母亲梁思明女士等长辈那里听到的、关于这个院子和梁启超之间的事情。
“(这个院子是)1917年盖成的,钱大概是他们兄弟俩一块出的,梁启勋多一点,梁启超稍微少一点,但是他们俩差不太多。”
梁启勋后人称这个院子为梁启超的“行营”,“他只要到北京来办事或者是到清华来讲学的周末都在这儿住”。“那会儿我记得这个院里曾经非常热闹,非常风光,梁启超一来的时候客人非常多,不得了。马车、汽车从我们家一直排到南长街口外,一直到中南海西门那块,全在那儿等着。我妈说民国前后那些风云人物都来过。”
孙军认为,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在北京的固定住所:“不是临时住处,是相对固定的,因为家里很多东西就是他的东西。他们家在天津,他北京除了这儿没有固定的住处,清华周一到周五,在清华讲学每周六下午到这儿住。”
“他1929年去世,这段时间,尤其是晚年,后来住的更多,最后从这儿进了协和医院,两次住院都从这儿走的。”
孙军还记得母亲曾说过梁启超的一个习惯:“他每天晚上吃完饭就要打两圈麻将,他打麻将谁都不能说话,因为他打麻将的时候在构思要写的东西,他写东西都是晚上写。他也总是输,他不考虑输赢的事。”
对于此次拍卖的梁启超在南长街54号使用的家具,孙军表示:“书桌跟饮冰室一样,基本都是一种木头,原来的地毯、沙发,所有的家具跟饮冰室是同时定了两套,一模一样的,特别是沙发,很多家具,橡木家具、柚木家具,是同时做的,很难分清楚他们俩谁是谁的东西。”
南长街54号身世难查
关于南长街54号营造经过、产权属性的文字记载很少,《新会梁氏·梁启超家庭的文化史》一书写道:“1914年11月,梁家买下北京城内南长街的一栋房子,成为启勋的住宅。”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简单,并且与梁启勋后人回忆不符,但即使这种不确切的记载,数量也很少。
《梁启超传》作者、文化批评家解玺璋认为,南长街54号可以肯定是梁启勋的房子,对于梁启超来说,那里是他在北京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但还不能说是梁启超的故居。
比较详细的营造资料来自于一份梁启勋的自述:“自1911年至1914年我是卖文为业的。1914年下半年在财政部当一个小职。1918年将七年积蓄在南长街买得一块空地……用碎砖下材,筑得瓦房和灰棚等大小四十间。”这份自述并没有提到梁启超,不过,该材料来自于网络,其真实性尚未得到确认。
还有一种说法称,梁启勋建房资金不足,梁启超解囊相助,之后梁启勋有意归还,被梁启超拒绝,称“反正我也会去住”。这种说法符合兄弟之间的处事常理,不过,这仍是基于记忆的转述,没有直接证据。
对于梁启超之所以没有在北京买房的原因,相关记载倒是比较详细。《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收录梁启超1912年给梁思顺的信中写道:“吾十年来,颇思念北京房子,谓为安适,今乃大觉不便,汝二叔更大打击,吾初亦有迁居北京之意,今不复作此想矣。非惟房屋不佳,即应酬亦不了也。”
1912年11月,梁启超回国,北京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袁世凯也以最高礼遇接待梁启超。随后的日子,梁启超频繁入京,参与新政府的活动。此时正值俄国扶助外蒙独立并签订《俄蒙条约》,明确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国内一片哗然。政府无所作为,各方力量邀请梁启超入京出谋划策,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写道:“政府狼狈求救,社会沸热如狂,吾处其间,应付殊苦。……冯国璋则一日两至。”
可以看到,梁启超本人很想定居北京,但无奈北京应酬事务过多,且政局不稳,而强烈建议梁启超不在北京定居的,正是梁启勋。因此,梁启超在北京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所,南长街54号是临时住所之一,在梁启超的一些书信中,也常可见“南长街”的内容。
两兄弟后人关系疏远
梁启超1929年去世,生前与梁启勋关系十分密切。后者仅比梁启超小三岁,一直生活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的一生没有梁启超那么轰轰烈烈,不过词学方面在现代学林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梁启勋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在梁启超结束流亡回国之后,梁启勋随行左右,帮助梁启超打理公私事务。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曾感叹:“汝二叔现在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20年代,梁启超因病住院,生活上更离不开梁启勋的照顾。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与林徽因二人结婚的文定大礼也是梁启勋在“南长街54号”帮助操办,与新人在加拿大举行的婚礼比肩而重。
不过,这种密切的关系并没有在其后人当中得到延续,事实上,梁启超后人同梁启勋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来往,这也是此次梁启勋后人拍卖梁氏档案遗存,而梁启超后人事前毫不知情的原因。
关系破裂主要是因为,梁启勋在抗战期间曾出任伪职。
梁柏有女士回忆道:“抗战期间,梁思成带领弟弟妹妹,跟梁启勋断绝关系,当时我们正在上中学……”
梁启勋的外孙孙军也曾谈到这段历史,不过,在孙军的描述中,梁启勋“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日本的联合准备银行工作期间,搞了很多日本金融商业方面的情报,通过次子梁思睿送往抗战陪都重庆。
这段历史导致了两家人的隔绝,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后人对拍卖方在宣传措辞中常用笼统的“梁氏后人”感到不满,希望对方能在措辞上更加严谨。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其子女遵其遗嘱,将他在天津“饮冰室”书斋的全部藏书2831种、41470余册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前身)。1997年4月,少量梁启超文物又被其子女捐献给第一历史档案馆。
据梁思礼回忆,梁启超曾给后人说过,他的东西要捐献给国家。因此,梁启超后人从来没想过梁启超的东西会被拍卖。
“现在别人要卖,我们感到遗憾。”梁思礼先生说,“我们只是想表达我们的态度,希望把历史交待清楚。至于拍卖本身,和我们没有关系,也不想挑起什么争端。我们这次把态度说清楚了,今后不想再说。”
1966年,也就是梁启勋辞世之后的第二年,“南长街54号”没能逃过“文革”抄家的厄运,许多珍贵文物、信札、照片、股票焚毁、遗失。1982年,梁启勋后人搬离。
如今,不到百年的“南长街54号”难逃被拆迁的命运,昔日官贾盈门的大宅,只剩下孤零零的院门和一片废墟。
(本版资料图片为匡时拍卖公布图片)
梁思礼签署声明 摄影/本报记者李然
吴荔明(左)和梁柏有 摄影/本报记者袁艺
梁启超与冯国璋的通信
此次拍卖的梁启超书信档案
因拆迁,今日的南长街54号仅剩孤零零的院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