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董占林 董占林上校(45军402团团长)
董占林(1923.11-),北京房山,1955年上校,1988年中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及广西战役分别任东野8纵23师69团团长、四野45军134师400团团长。最高军职: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董占林是抗战胜利后八路军进入东北第一人(曾克林部的先遣小分队负责人)。
牢记革命传统 坚定理想信念
——在中央政法机关光荣传统教育报告会的报告
董占林
2011年04月11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说说心里话。我今年88岁了,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是一个老战士,前半辈子一直扛枪打仗,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反动派、打土匪、打边境入侵者,可以算是一个革命战争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幸存者。
我已经过了将近50年的和平生活,但是我始终忘不了我参加过的那些战斗,忘不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有时候睡不着觉,战斗的场面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现。曾经有位记者问我,为什么采访我的时候我总是在不停地讲战斗?答案很简单:我们这些人的前半辈子,就是在一场接一场地打仗,每一个幸存者都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从敌人的屠刀下滚过来的。
我参加过的战斗,大大小小加起来,有一百多场。我自己也从一名地主家的小长工,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信念越来越坚定:为了新中国,为了人民翻身作主人,我们可以吃天大的苦,受天大的累,可以流汗流血,可以掉脑袋,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就是不能让老百姓再过那样的苦日子,不能让国家再受侵略和欺辱。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坚定的信念,赶走了日本鬼子,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
首先,我想用亲身经历,讲讲那些壮烈牺牲的革命者的故事。在我心里,他们永远是最可爱、最可敬的人。说他们的可敬可爱,是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争独立,为国家求富强。
抗日战争中我第一次和鬼子拼刺刀,还不满15岁。我刺死了一个日本鬼子,但是自己也负伤了。后来还有一次,我被日本人掷弹筒的弹片打中,又一次死里逃生。可是就在我的身边,却有那么多战友牺牲在战场上。据资料记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英勇献生的烈士有2000多万。
今天的人看来,2000万就是一个数字,烈士只是一个概念。但在我们这些过来人眼中,烈士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是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志。前一天你还在和他们开玩笑,一起擦枪,一起帮老百姓割麦子挑水,后一天,人就没了,绝大部分人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全国2000多万烈士,有名有姓的,只有180万。
辽沈战役打锦州的时候,我任东北八纵队23师69团团长。我团接到命令,要利用夜色掩护,在一片开阔地上,挖一条800米长的交通壕,直达敌阵地前沿。有了这条交通壕,攻击部队就可以隐蔽接敌,减少人员伤亡。请大家想象一下,即便是在和平条件下,人工徒手挖掘800米长、一人多深、两人多宽的壕沟,一夜完成,也是很艰苦的工作。
更不用说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挖交通壕,我用上了团主力三营,任务艰巨啊,那一夜的土工作业,敌人火力三面扫射,800米长的交通壕,伤亡了100多人,平均每7、8米倒下一个战友,死伤者不断抬下来,后面的同志又补上去,整个交通壕里洒满了鲜血。
后来兄弟部队就这样踏着战友的血迹发起了冲锋,攻克了敌人防御据点。
我们的干部战士,谁不希望好好地活到革命胜利,过几天太平日子。但是打仗就是要死人。其实我们这些人心里都很清楚:革命一定会成功,新中国一定会成立,但是我们自己很可能看不到那一天。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依然不开小差、不临阵退缩、不叛变投敌的,就是坚定的革命战士。
60多年过去了,我一想起那条800米长的交通壕,想起那100多个战友在掘进中倒下的样子,心情就无法平静。我想,这条交通壕,可以算作中国革命战争曲折前进的一个悲壮缩影吧。
就在这条800米的交通壕中,团里的宣传股长张示典牺牲了。张示典是辽宁兴城人,1946年参军时只有19岁,是个高中生,在那个时代的革命军队中算是难得的知识分子。小伙子多才多艺,会拉小提琴、吹黑管,尤其擅长模仿领导讲话,放到今天的哪个单位,也都是宝贝疙瘩。
张示典长得很帅,1米8的个头。性格很好,特爱帮助人,一说话先微笑,部队里上上下下都喜欢他。他本来是师宣传队的,但一直要求到战斗部队去,攻打锦州战斗前才得到命令到团里任宣传股长。离开宣传队的时候,队友们围在一起,为他高兴,大家都在笔记本上留言,祝愿他取得更大的进步。他还高兴地说,等打完锦州,他请客给大家买糖吃!
挖那800米交通壕的时候,张示典配属三营行动。小伙子二话不说,主动要求带领尖刀排。战斗打响的时候,我在指挥所里,就听到前面枪声大作,敌人的照明弹把黑夜变成了白天,子弹、迫击炮弹像雨点一样地倾泻下来,前沿阵地笼罩在硝烟和尘土当中。
交通壕一点点地向敌人阵地推进,牺牲和负伤的战士陆续抬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我,说宣传股长张示典也抬下来了。我跑过去看他,希望他只是受伤,但是到跟前一看,子弹打中了头部,人已经没了。
他躺在担架上,就像一个泥人,一点都看不出是那个多才多艺的帅小伙子。这时候他刚刚离开宣传队不到一周,年龄还不到21岁。他再也不能打快板、拉小提琴、刷标语,也不能模仿领导说话了。他的恋人也是宣传队的,在行军途中听到噩耗,当时就放声痛哭,整个宣传队都为失去一个优秀的战友而悲痛惋惜。
一个不满21岁的年轻人,如果呆在宣传队,总是比在战斗部队更安全一些。但是他愿意到更危险的地方去战斗,而且是高高兴兴地去。这说明什么?也许他觉得自己堂堂八尺男儿,不愿意在同志们冲锋陷阵的时候只是吹拉弹唱,想真刀实枪地跟敌人干。无论怎样,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根本不怕危险,不怕牺牲,他认为为解放全中国,牺牲是光荣的。而这种认识,在那个时代,是所有革命者的心里话。
在攻克锦州战斗中,我担任团长的69团共歼敌2600余人,我团伤亡了1350多人,其中副排长以上的干部就伤亡133人,也就是说,由于干部冲锋在前,每10个伤亡人员中就有一名干部,这种比例在人类战争史上并不多见。
战斗中我曾到68团团长张俊岚的指挥所一起商量对策。商量完毕,我回到指挥所。大概20分钟后,传来噩耗,张俊岚团长中弹牺牲了,这时候他新婚还不满半个月。我这个团的政治处主任何镇浪、团副参谋长康凤林也负了重伤。
抬烈士遗体的担架从我眼前通过时,我撩开盖在烈士脸上的白布,他们年轻、可爱的脸上还有余温,但是却永远不会再醒来了。这可都是朝夕相处的好兄弟呀,我内心一阵阵剧痛,蹲在地上,眼泪扑簌簌落下来。团政委兰亦农看出我的心思,过来递给我一支烟,拍着我的肩膀说:“老董啊,千万不能太难过,革命肯定要有牺牲,他们都是英雄,是咱们民族的英雄,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
研究革命史和军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在历次大战、恶战中,指挥员伤亡率非常高,尤其是中下级指挥员。为什么?因为指挥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北伐战争起,就形成了冲在最前头的传统。
我们的指挥员冲锋陷阵时,喊的不是“弟兄们给我冲!”而是“同志们跟我来!”越是战况凶险,指挥员越是靠前指挥,也就离流血牺牲越近。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我参加革命时进入的部队,前身就是红军长征中夺取大渡河上泸定桥的红四团,中央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也是后来诞生了“狼牙山五壮士”的部队,一支英雄的部队、一支王牌部队。
那么什么是英雄部队、王牌部队?就是战必胜、攻必取,声名显赫、威震敌胆的部队。在装备和兵力都长期处于劣势的革命战争中,能够取得这样的战果和荣誉,除了战略战术正确、指挥有方,主要就是靠广大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
毛主席有一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国力蒸蒸日上,社会繁荣安定的新时代。希望我们大家永远不要忘记,这种来之不易的“新天”,是千千万万有名有姓的先烈和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用牺牲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
其次,我想讲讲到底是什么东西支撑着这些英雄,让他们不怕牺牲,用血肉之躯铸成中国革命的万里长城。这个东西就是信念。就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一支怀有崇高理想信念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记得刚入伍时,我的连长吴法武、指导员郑三生每次在队列前讲话时,都要先说一句“同志们”。大家只要一听到这三个字,马上立正,挺胸收腹,正视前方,十分威武。我看到后觉得很新鲜,不知道“同志们”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就悄悄请教了我们连里最有学问的文书。
他读过几年私塾,想了想对我说:“同志,就是志同道合的意思,比如,我们革命战士,吃的是一个锅里饭,睡的是一个大通铺,想的都是一个大问题——打鬼子、救中国,将来过上好日子!
也就是说,大家的理想和追求是一样的。”文书的话,像是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豁然开朗。一下子,我就对“同志们”亲近起来,直到现在,一听到“同志们”这三个字,仍然很激动。同志,就是有共同信念的人。
了解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从1941年起,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根据地面积和人口都开始减少,部队开始减员,军民缺吃少穿。我所在的华北,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光是1941年当年,仅仅在华北,日军千人以上到7万人规模的扫荡就达到78次。
1943年秋天,我调到冀东十三军分区工作两个月后,日军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残酷的大扫荡。我和其他7位同志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孤军穿越封锁线。我们8位同志,有4个是党员,其中三位平常负责油印材料,没有摸过枪。
8个人只有两只长枪、两只短枪,就我一个来自战斗部队,打过仗。我们8个人躲过敌人的拉网式搜索,撤到方圆十几里的石板山。我们和一部分老百姓藏在山里,鬼子把石板山围了十多天,白天上山搜剿;晚上点起篝火严密监视,山上的人很难混出去。
不能生火做饭,那样会暴露目标。十几天工夫,我们顿顿吃生板栗和生茄子。多少年过去了,我现在一看到生板栗和生茄子,胃里就会翻腾。大家想想,就算让你十几天顿顿吃糖炒栗子和红烧茄子,你能坚持几天?更不要说死神就在你身边打转转。
白天鬼子巡山,我们就得静悄悄地隐蔽,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有几次差点被搜剿的鬼子发现。最危险的一次,敌人的刺刀就戳到距我们四五米远的草丛中。
我们一开始就商量好了,到了最后关头,就跟鬼子拼了,决不做鬼子的俘虏。当时我们都已经子弹上膛,一旦被敌人发现,我们就会立刻开枪射击。这种战斗的结果没有悬念,一定是我们打死几个鬼子后全部牺牲。
还好,在那么近的地方,鬼子楞是没发现我们,大家在鬼门关口溜达了一圈又回来了。但我们并不是一味躲避。有时候到夜里,我们会派两个同志下山,打冷枪袭扰敌人,使敌人始终摸不到我们的虚实。我们8个人费了很多周折,最后都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多年以后,我经常想起石板山。用今天的话说,我们是在一种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向人体的极限挑战。我们赢得了这次挑战,全都活了下来。俗话说人活一口气。对我们来说,这口气就是一定要活下来,继续杀鬼子。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1949年10月10日,在解放战争衡宝战役严家庙战斗中,白崇禧部的“王牌部队”之一,第176师主力,扼守衡宝公路左翼,妄图与我军对抗。我那个团奉命攻占严家庙北侧尖山子高地。同志们,敌人居高临下,占了地利;我们是仰攻,非常吃力。
但是指战员们士气高昂,很快就逼近了敌人的山头阵地。垂死挣扎的敌人组织了敢死队,嗷嗷叫着向我们压下来。关键时刻,八连长徐宝林挺起身来大喊:“共产党员,跟我冲上去!”反动派军队的敢死队和共产党员组成的解放军突击队迎头相撞,激烈厮杀,经过几番殊死争夺,敌人的防御阵地被我们突破了。
打扫战场时,发现敌人在山后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30块一摞、一摞的银元。原来,敌人的敢死队打退我军一次冲锋,每人就可以当场奖赏30块银元。而按照当时我军的津贴标准,团以上干部一直到毛泽东主席,每个月的津贴才5块大洋。
白崇禧吹嘘的所谓王牌军,竟然只能用钱来买战斗力了。可事实证明,用钱买来的战斗力,终究抵挡不住人民军队的凌厉攻势。因为人民子弟兵和一切旧军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是在为老百姓而战斗,为土地而战斗,而不是为了钱战斗。面对敌人花钱组织起来的敢死队,八连连长徐宝进只喊了一句“共产党员,跟我冲上去!”立刻就激发起无穷的战斗力。这种号召力,是多少现大洋都买不来的。
党指挥枪,并不仅仅是指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它还包含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她对于革命、对于祖国统一、对于民族复兴、对于人类命运等重大历史课题的信念,融入了人民军队的血液之中。有了这样的信念,这支军队就一往无前、战无不胜。
最后,我想讲讲我们为什么会胜利。人民军队为人民,这是我们军队的立身之本。正因为如此,在战争年代,我们可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拥有反动军队永远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不但是一个历史的结论,也是我的切身体会。
毛主席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大家看兵民这个词,兵在前面冲锋陷阵,保卫人民利益;民在后面,是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缺哪个都不行。
我的家乡是河北省涞水县,小时候家里很苦,父母相继病逝,后来我成了孤儿,给地主家当小长工。“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兵占领我的家乡,生活就更艰难了。对于青壮年来说,当兵吃粮,也是一条出路。问题是到哪里去当兵。
当时河北一带军队很多,有国民党中央军,地方杂牌军,还有地主自卫武装。刚开始村里有人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后来又跑回来了。为什么?在那些军队,军官不拿士兵当人看,想打就打,克扣军粮。1938年3月的一天,一支部队来到了村子里。
年轻的士兵们穿着灰色军装,打着绑腿,虽然和国民党军队一样,头顶上都有一个青天白日帽徽,但和我们见过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他们精神饱满,整天唱歌、瞄靶子。纪律很好,秋毫无犯,不但不欺负老百姓,还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买东西照价付钱。这就是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我虽然还不满15岁,但从心里喜欢上了这样的军队,于是参加了八路军。
大家想想,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自然不会懂革命大道理,但是连这样少不更事的孩子,都能朴素地感觉到八路军比别的军队好,更不用说那些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成年人。什么叫人心向背?这就是。
1943年春天,我奉命随调往冀东的干部队前往冀东。我们160多人从4月1日出发,经过了整整90多天的行军,行程3000多华里,于7月5日胜利到达冀东根据地迁安县之喜峰口以南地区。
行军途中,为了摆脱跟在后面的敌人,我们饿着肚子,连续行军3天,终于把敌人甩在后面,到达延庆县以北无人区。什么叫无人区?就是鬼子为了隔绝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把小村的群众都赶到大些的村子,派兵屯守,造成了许多无人居住的村子。
这天,下起暴雨,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村子,村里没人。我们30多人挤在一间空屋里,雨下得很大,屋子又漏雨,我们又冷又饿。突然,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赤着脚从雨中跑进来,身上的衣服都被雨淋湿了。
他急忙告诉我们:区政府派我来告诉你们,粮食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赶快跟我背去。我们跟着这个男孩,果然从一个山坡下面的大草垛里取出几袋小米和黄豆。大家烧火、做饭,没有菜,就用咸盐水炒黄豆,大家吃起来特别香。对于我们这支饥肠辘辘的队伍来说,这些小米和黄豆真是雪中送炭。
大家一定要清楚,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真的是水深火热。日寇执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老百姓朝不保夕、饥寒交迫。帮助八路军的人一旦被日寇发现,整村都有可能被屠杀。但是即便是在这样巨大的苦难和恐怖面前,他们依然会勒紧裤腰带、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千方百计地省下粮食和咸盐,留给自己的队伍。
敌人盯得紧,就想出各种办法:咸菜缸偷偷埋在地里,粮食藏在洞里。我们那天拿到的那几袋小米和黄豆,不知道是从多少个老人、孩子的牙缝里抠出来的!你们说,这样的人民,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去拼命、去牺牲?有这样的人民做后盾,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敌人不能战胜!
陈毅元帅曾经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我所在的东北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从吃的、穿的到兵员补充,没有一样能离开人民的无私奉献和踊跃支前。
战争年代,国民党的军校教官、战略专家和高级将领,一直在研究人民战争。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很多学术成果是非常优秀的,对人民战争的打法总结得非常到位。但是,他们可以理解,却永远做不到、学不来。因为他们不为老百姓打仗,得不到人民的拥护,也就永远无法驾驭真正的人民战争。
同志们,我前面说过,我是一个幸存者。我踏着战友们的鲜血,一步步迎来了新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目睹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东方和平崛起。现在和战争年代不一样了。但打江山不容易,保江山更不容易。我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光荣传统,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事业,没有建立不了的功勋。最后,作为一名老战士,我想用一首革命歌曲,来结束今天的报告: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