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善璐是朱德的后代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后代和亲属齐聚广州
新华网广州8月27日电(陈枫 徐倩娜) 70年前的草地硝烟早已飘散,30年前的神州同悲记忆犹新,怀念的浪潮依然强劲涌动。在南粤土地上,春园灯光、军校古树、兰圃幽香仍在诉说着伟人的红色传奇。
昨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三位伟人的后代和亲属齐聚广州,出席“数风流人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展览”。 “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也是三位老人家逝世30周年。
广东是长征的经过地,更是改革开放大业的排头兵,我们选择这里首办展览,就是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历史、继往开来,这是对先辈最好的缅怀!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代表家属们发言,情深意切。 今明两天,他们还将参观先辈奋战过的黄埔军校、中共三大遗址等革命胜地,以及广州大学城等地。
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 “外婆一直留着外公送的白手绢” 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延安合影前,李敏和女儿孔东梅久久凝伫。
当年万众瞩目的“公主”、如今慈眉善目的70岁老人,经历了太多的历史风云,李敏现在只是一脸恬静地看着展览。面对电视镜头,她只说了一句:“希望青少年不要忘记历史。” 她的女儿孔东梅就活跃多了,这位风度翩翩的留美硕士、北大在读博士、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一会忙着给读者签售新著《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一会娴熟地接受记者的“围追堵截”。
但当提到外婆贺子珍的时候,她的语速忽然慢了下来,眼角有些湿润。 她的童年,是跟着孤独的外婆在上海市湖南路262号度过的。
尽管只在照片上“见过”外公,她下巴上那颗痣很像毛泽东,名字也是毛泽东取的:用了他名字里的一个“东”字,又用了他平生最爱的“梅”字。 记者:在您印象中,外公外婆是怎么样的人? 孔东梅:外公和外婆都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人。
两人尽管于1937年在延安分手了,直到1959年见过最后一面。外婆在上海住了30多年。
但外公会把随身用品托我母亲送给外婆,表达他的思念之情。家里有一条外公送的丝质白手绢,外婆一直保留着。 记者:您觉得他们的感情是怎样的? 孔东梅:很深。
刚才看展览,云南兴义威舍镇蔡家仓房那张照片印象很深刻。那是长征路上外婆为了抢救伤员而被国民党飞机轰炸,受伤后休息的地方。当时情况危险,但外公说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她,就算死也要把她抬出来。
记者:佩服外婆吗? 孔东梅:是。他们在一起的艰难10年里,外婆多次受伤,身负10多块弹片,与外公总共生了6个孩子,最后只有我妈活下来了。
外婆在长征途中生了一个女儿,产后只看了孩子一眼,后来孩子寄放在当地老乡家,一直也没找到。外公说,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吧。长征路上条件非常艰苦,生孩子更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舍小家顾大家,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 记者:您之前出过书,讲述外公、外婆的故事。现在办公司传播“红色文化”,又出了第三本新书,为什么这么有热情? 孔东梅:“红色文化”就是要用现代人的角度、观点去诠释过去的人物和事件。
“新红色”应该是时尚中的时尚!比如西方很多POP艺术家,包括中国很多现代艺术家,作品中都有毛泽东文化的影子!
这样一个人物,在几代人思想中留下烙印。政治家、历史学家用他们的角度讲,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文化方面来剖析呢?希望能够吸引年轻一代了解红色历史。
朱德女婿刘铮 “爹爹希望后代自重自立” “今年也是朱爹爹的120周年诞辰!老人家很喜欢广州的兰圃,不少品种还是他送的呢。
”81岁高龄的刘铮是朱德女儿朱敏的丈夫。尽管步履有些蹒跚,但老人执意要来广州参加活动。 除了祖辈是韶关客家人,朱老总与广东有着特别的缘分:从1954年到1970年,他几乎每年冬天都到广州过春节。
到花城看花市,曾是朱德在广州的一个重要“节目”。 “当年,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和朱敏相识相恋。
她一生颠簸,跟爹爹可谓聚少离多。”说起多病的妻子,刘铮有些唏嘘。 原来,电影《红樱桃》里的中国女孩“楚楚”的生活原型就是朱敏。
她是朱德40岁时与贺治华在莫斯科生下的独生女,乳名叫“四旬”。朱敏不到一岁时便离开母亲寄居姨妈家,14岁才到延安与爹爹相逢,相聚一月又分离,赴苏联学习。当时是1941年,她使用朱德特意为她取的化名“赤英”,顾名思义就是红色英雄,这是爹爹对女儿的期望。
不久,朱敏在体检中被查出患有哮喘病,被送到苏联治疗。刚到那里不久,就碰上了德国对苏联发动闪击战。
疗养院被法西斯分子占领了,朱敏和其他小伙伴被押送到集中营,直到1945年才脱险。 在集中营的日子里,朱敏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骗德国人说自己的父亲是中医,自己是来苏联看病的。
她冒险地把一枚在国际儿童院得到的列宁徽章含进嘴里,逃过了检查。朱敏曾说,“我深爱爹爹,因为他是亲人。我抱怨爹爹,因为他是伟人!” 记者:做伟人的女婿,您当年的心情如何? 刘铮:我们结婚是通过了层层审查的,很不容易。
我们回国后,我才见到爹爹。 记者:初次见面,朱德元帅给您的印象怎样? 刘铮:那是在我和朱敏结婚一年之后。
1953年年底,我刚从使馆被调回国。爹爹很亲切,但要求很严格。我们开始跟老人家住在中南海。
后来爹爹要我们搬出去。 记者:为什么呢? 刘铮:开始我也不理解,他们父女聚少离多,如今能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多好啊。
但爹爹一再说,我们住在一起,生活太优越,容易脱离群众。他希望后代都自重自立,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周恩来侄子周秉钧 “在任何场合都不要炫耀自己” “我其实是老广州啦,1967年分配到广州空军当飞行员,后来到广州保税区工作,早就习惯了广州的‘一盅两件’啦!
”接受记者专访时,年过花甲的周秉钧“开场白”非常亲切。
每年的1月8日是周总理忌日,周秉钧都会接到很多朋友的短信,表达对总理的怀念之情。从7岁时见到伯父,跟随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成长,到1961年听从总理要求,放弃清华大学报考空军,再到在广东的漫长40年,周秉钧保持了周家一贯的低调,知道他家世的人并不多。
“现在社会有很多人号称是周总理的亲属,其实我们这些真的家属,才不会到处张扬呢!
伯父著名的‘十条家规’早就规定:在任何场合都不要随便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作为总理的亲人,这是我们自己的骄傲,但绝对不会拿出来炫耀。
这是伯父的教诲,永远不能忘记。” 记者:今天来看这个展览,有没有想起总理给您讲过的长征故事? 周秉钧:伯父很少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平时多是严格教导。
最近电视放《陈赓大将》,倒让我想起七妈(指邓颖超)讲过的一个故事。伯父在长征过雪山草地时得了肝脓肿,战士们跑到山上取来了冰雪给他退烧。但退烧也不管用,当时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做手术。
医生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大肠穿孔,脓就可以流出来了。没想到,奇迹真的在伯父身上出现了。 记者:今年是总理逝世30周年,大家都非常怀念他。
您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什么时候? 周秉钧: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1974年5月1日,我到北京看望伯父。当时他身体已经很差,医生不让他参加太多活动。
那天,北京工人文化宫露天剧场有群众活动,我们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看电视直播。伯父忽然起身离开,五分钟后我们就惊喜地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原来是陪西哈努克亲王出席活动。十分钟后,电视上的伯父又匆匆起身,再过五分钟,又回到西花厅跟我们看电视。
这个细节我特别难忘,他真的太累、太操劳了。 记者: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周总理是一个完美的人。您认为呢? 周秉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这不符合辩证法。
但如果让我来形容心目中的伯父,我愿意说: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一提到周恩来,都会表现出敬意。
包括你们这些年轻人,成长环境多元化,也没有见过伯父,但大家都很想了解多些周总理的故事,这让我很感动。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