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王四四 山西吕梁王四四 山西吕梁临县黑帮老大 山西吕梁临县黑道名人
山西的黑道势力从最初的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演变为攀附公权,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这既加剧了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也造就了当地官匪一窝的奇观。
1月8日,中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通报了2014年反腐斗争的成果。黄树贤强调,要“追究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相关党组织责任”。
十八大以来,山西作为反腐败主战场,已有大批大、中、小官员落马,其“滚雪球”效应令人瞠目。
去年10月,中央一日内对山西省委常委“进五退一”,不啻为大换血。按照山西官方媒体的说法,目前山西新班子的中心工作有三:打黑、纠风与反腐,“打黑”被放在首位。这样的安排,与该省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的一番讲话有关。王说,太原市三任书记、三任公安局长出问题,全国罕见,“省部督、转的自2006年以来的14件涉黑涉恶核查线索无一办结”,要把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结合起来。
显然,山西重手“打黑”,是为了挽救该省崩坍的政经形象。
1983年以来,中国警方已发起多轮“打黑”运动。这些集中行动的效果明显,每每爆出大案,摄人眼球,却未能遏制黑恶势力在许多地区的纵深发展,山西即是一个重灾区。
从近期披露的一些案件看,中国某些区域的黑恶势力早已完成原始积累,从最初的打打杀杀、劫财敲诈,演变为公司化、高科技化、国际化运作,并公开、半公开地从事黄赌毒、跨境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在此过程中,黑道通过腐蚀官员、攀附权力,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
在山西,这一点尤为明显。煤炭业黄金十年,使得该省黑金涌动。与之相关的产业链,缔造了大批腐败官员,亦寄生着诸多吸榨“黑金”的黑道“豪强”,二者结伴而行、劫掠共生。
号称“太原地下组织部长”的张新明,正处于这场黑金交易网络的核心。30年前,他不过是一名贫困山区的年轻农民,渺如一粟;但此后,其转战军界、铁路、化工、矿业,在太原、山西乃至北京官场、商界呼风唤雨,财富增至百亿级巨。官场腐败,从来都是黑社会滋生、做大的土壤。黑道势力在山西绵延进化30年,已让不少人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
因此,正在山西展开的反腐与打黑相结合的行动,可谓正中要害。
厂矿子弟结伙而行,好勇斗狠、打打杀杀,是“文革”后黑恶势力的主要特征
山西大部,古属燕赵,民风彪悍,“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此种民风,曾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山西造反总指挥”杨成效,太原十三冶建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头目,“文革”初期多次率队大规模武斗,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其揪斗而死。1969年7月,中共中央针对山西专门发出“7·23”通告,勒令停止武斗。
随后山西被军管,杨成效被逮捕、枪毙。但杨的大名响彻三晋,“文革”后崛起的各路混混,多尊崇其为黑道祖师。
“厂矿子弟多,待业青年多,打架斗殴多,小偷小摸多”,是彼时太原的特点。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老干警称,当时的五一路、解放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帮“小混混”。太原除了“傻大黑粗”,还有一个著名绰号:华北第一贼城。
1983年-1987年,全国开展第一次“严打”,山西诸多“大哥”因此留下前科。
其中之一,是太原重型机器厂子弟、“山西贼王”王彦青,以撬窃企业保险柜闻名,“比别人用钥匙开得还快”。王的父母,是该厂子弟学校教师。
因偷窃金额巨大,王彦青被判死缓。但这个年轻人功夫了得,进入汾阳监狱后,凭拳头当上“牢头”,随后组织了一场持续三个月的“地道战”,以图越狱。
1988年冬,王彦青率领11个狱友脱狱。随后两年,王多省流窜,先后杀死16人、杀伤13人,抢劫汽车、撬盗保险柜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