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与刘亚楼 刘亚楼同彭德怀与林彪的关系(下)(转载)

刘亚楼同彭德怀与林彪的关系(下)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在会议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我就是持这种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的现象。特别是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成、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

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

”有几个同志就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 在我们那个斗争黄克诚的那个大组会议上,大家出于对毛泽东的无比信任,也是斗得非常起劲。这个大组里,是苏振华、刘震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有些人在台上大喊大叫,非常积极,真有点像以后红卫兵的那种劲头。

我想当时出的会议简报,是会真实记录下一些人的历史形象的。 批斗黄克诚的过程中,一开始我没有发言,后来有的人看我不发言,就对我说:“你跟他在一起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了解的事情不少,怎么不讲啊?”我一看,大家都在积极发言批判,我如果什么话也不说,肯定是过不去的。

于是,我就说了关于他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说黄克诚打仗有点往“右”偏,有点保守。由于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三师在苏北有些仗打得就不是太好。

到东北后,他又认为没有前途,一定要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 第二件事,是说黄克诚有“本位主义”思想。这件事说的是,他把新四军三师的一些剩余的黄金,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他先把“小金库”带到东北,继而又带到天津,最后竟带到湖南去了。 第三件事,是说黄克诚一件任用自己侄子的事。我们在苏北的时候,黄克诚有一个侄子叫黄楚三,原在国民党军李明安的部队里当情报科长。

来到3师后不久,就由黄克诚和洪学智介绍,在齐齐哈尔入了党。入党后,就当了师特务团的参谋长。我认为,黄楚三的职务提升得太快了,不妥当。 那次会议上,我对黄克诚就揭发了这三件事。对庐山上的黄克诚的所谓错误,我一句也没有说。

不过,受到当时会场气氛的影响,说到最后,我也对黄克诚拍了桌子。 我当时想,这几个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揭发出来,既能让我安全过关,也不会对黄克诚有什么大的损害。

我万万没想到,我所说的第二个问题,竟然被人利用,成了一件让黄克诚十分痛心的事情。 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有关于这件事的两段文字,现抄录如下: 斗争会上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

提出此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已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所谓“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3师奉令从苏北开到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

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但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一离开根据地就不能用了。3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较好,大军出去时,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些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

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组织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 东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

那时这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已知将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的烈士很多,从前是老革命地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

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但省的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我让翁徐文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这笔款项由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营。

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直接经手过。 当时我的确没有想到,我在会上说的这个“本位主义”问题,竟然在那种场合下被人曲解为黄克诚有贪污行为,并导致了罗瑞卿等人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调查。

虽然以后的调查证明,黄克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徇私的问题,但对于一向注重自己廉洁名声的黄克诚来说,这件事已经对他造成了较大的伤害。因此,这些年来,我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总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内疚。 不过话又说回来,直到现在我也仍然认为,我在批斗黄克诚会上所说的三个问题,除了在第一个问题上因受到当初华中局不正确看法的影响,对他有所误解,说得不对之外,其它两个问题,包括这个所谓的“黄金问题”,都没有什么大的差错。

就拿这个“黄金问题”来说,他的这种行为,的确有些值得商榷。部队已经整编,就应该把剩余的黄金交由上级部门去处理。可他不仅没有及时将这些黄金交给上级部门,反而将这些黄金带到西满,带到天津,带到湖南。

不管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我还是认为,他这样的做法,多少有一点“本位主义”的味道。 毋庸置疑,黄克诚是一位党性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和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好同志,也一直是我尊敬和感谢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很长时间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是有一定了解的。

我认为,黄克诚是一位好领导、好老师,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他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关于他的一生,中央已经在他的悼词中作了评价,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但话又说回来,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点缺点也没有,黄克诚也一样。所以,一些小小的缺点,丝毫不会影响黄克诚的形象。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在会上的“揭发”,不论我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用心,事实上都给黄克诚带来了较大的伤害,使他蒙受了不应有的屈辱。在此,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就这样,斗争黄克诚的会议,开了五、六天后,大家该说的也差不多都说完了,就没有什么人发言了。就在这时,罗瑞卿突然来到批斗黄克诚的会场。他一来就直接站到主席台前,厉声责问道:“黄克诚,你在三军团时就造我的谣,说我在长征后期,在三军团当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杀了三军团的一些人。

我杀了什么人呢?你的根据是什么?” 听了罗瑞卿的责问,黄克诚很快就回答:“不错,是我讲的,是钟伟告诉我的。他现在也在会场上,你可以问他。

”罗瑞卿当场指名,要钟伟出来作证。钟伟马上站起来说:“是的,有这回事。三军团从哈达铺编队出来,队伍很疲劳,减员大,掉队多。到最后,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又没有条件把他们抬走,你怕他们被追上来的国民党军队抓去受折磨,就下令打死了好几个。

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也是我告诉黄克诚的。” 罗瑞卿说的这件事,是长征后期的事。1935年9月,中央红军于哈达铺改编以后,毛泽东派当时任红军北上先遣支队(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长的罗瑞卿,到由红三军团改编的第二纵队兼任政治部主任,又将刘亚楼调到第二纵队任副司令员。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虽然同属红一方面军,而且经常在一起配合作战,但我们红一军团长期在毛泽东、朱德和林彪的直接领导之下,军政训练、作风纪律甚至作息时间等各方面都抓得很严,而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这些方面则与我们有些差距。

因此,当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人到了第二纵队,并且用红一军团的管理方式来管理第二纵队以后,曾引起一些干部、战士不满。

于是有的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了彭德怀那里,因而引起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这种行为的猜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消除他在红三军团的影响。 罗瑞卿之所以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初钟伟把这事告诉黄克诚以后,黄克诚又告诉了彭德怀。

彭德怀本来就对罗瑞卿和刘亚楼在红三军团搞整顿不高兴,知道了这件事后,更是非常生气,不但借机把罗瑞卿狠狠地痛骂了一顿,还将这件事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也正因为这些事,彭德怀也同罗瑞卿及刘亚楼结上了怨。造成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的长期不满和隔阂,这才有了以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 说实在的,我当时真的很佩服钟伟的这份坦诚和勇气。其实,钟伟讲的这件事情,我也知道。

那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北根据地,黄克诚在一次和我闲谈中,就说起过。处于当时的压力,很少有人有钟伟这样的勇气来为黄克诚辩解。 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之后,钟伟就被解除了北京军区参谋长职务,发配到安徽省去当农业厅副厅长去了。

我虽然当时没有起来为黄克诚辩护,但我内心里对罗瑞卿的话很不以为然。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现在又搬出来,和庐山会议又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算老账的作法,没有多大意义。

会议就这么乱哄哄的斗了黄克诚半个多月。以后不知怎么回事,斗着斗着又把邓华也扯了进来。 邓华也跟我一样,是红一军团的干部,以后又在四野工作,本来与彭德怀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1950年夏,为了筹组入朝作战部队,根据林彪的提议,把四野十五兵团与十三兵团对换,由本任十五兵团司令员的邓华转任十三兵团司令员,率十三兵团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邓华先后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员兼政委。

朝鲜战争期间,邓华与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关系较好。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扯进了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里。 由于我与邓华的关系,我又被叫去批判邓华。

红军时期,我在邓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两年多。解放战争时期,又在一起工作有半年左右。在我南下打猎负伤时,他还曾对我悉心照料过。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说是各处一方。这次,我虽然参加了会议,但确实是没有什么意见可提。

后来有人揭发说,邓华在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的时候,曾主张组织野战军的机动兵团,主管全国性的机动作战,以此证明邓华有野心。我对这件事情作了说明,说邓华的确提出过这个建议,我当时也参加了讨论,但我认为这只是正常的问题讨论。

现在看来,当时的揭发,不少都像这件事情一样,完全是牵强附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

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 后来,又要我去斗洪学智。洪学智为什么挨斗我同样也不大清楚,大概也是因为在志愿军任过副司令员,才被认为与彭德怀关系密切而挨斗的。 我与洪学智在一起工作多年,对他也有相当的了解,不认为他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地方。

所以,在批斗洪学智的会场上,我一言未发,在会上坐了一个下午,我就离开了。 9月9日,军委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作报告。在讲话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代表中央表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

接着,他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系统批判了彭德怀的“错误”,认为清除“彭德怀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很大的胜利。

他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我们要的就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 又过了两天,9月11日,军委扩大会议再次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

这次毛泽东亲自到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彭德怀等几个人,”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

” 接着是陈毅讲话。他首先批判了彭德怀,并列举了若干事例,说明彭德怀的一些意见是和毛泽东对立的。之后,他还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同时继续宣传林彪,再一次表示完全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表扬林彪善于作战,井冈山朱沙冲一仗打得非常英勇,对保卫井冈山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由林彪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揭发了“彭、黄反党集团”的问题,基本肃清了彭、黄在军队中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今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紧跟毛泽东,紧跟党中央,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更大的胜利。接下来,他就在讲话里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崇拜。 他说:“我们军队离开了毛主席就不行。

战争期间,所有的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和直接指挥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怎么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这不仅是因为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而且也因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比较容易,学了以后马上就可以用。

” 林彪讲完话,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就结束了。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空军,开会布置传达,将这次会议的精神,一层一层地往下传。 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对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斗再斗,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斗到1974年11月底,彭德怀含冤死去,才告结束。

这时,我也已经入狱三年了。 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我一直都没有见到过彭德怀和黄克诚。

直到1967年初,才在一个批斗会上见到他们一面。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级阶段,全国一片大乱,解放军驻京各总部和各军、兵种机关,几乎都被造反派冲垮,各项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

各单位的党委差不多都被“踢”开了,一切都由造反派说了算。 一天,总参的造反派头头把军队过去和当时一些“犯了错误”的领导人,都弄到了总后的大院,开万人大会进行斗争。我参加了这个会,看到被批斗的人里面有彭德怀、黄克诚,还有罗瑞卿。

当时在主席台上坐着的,有杨成武、萧劲光和我等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一些负责人。我坐在主席台的侧面,所以我看到了他们,但他们却看不到我。在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现在,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主席在胜利面前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度瞎指挥,导致了当时高指标、浮垮风、共产风的大泛滥。什么15年超英,20年赶美。这些提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场“大跃进”,使中国的经济几乎陷于崩溃,人民遭受了长达三年的空前大饥荒,上千万的人在这场灾难中死去。 庐山会议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这次斗争使得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从而导致了“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

从彭德怀开刀,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谭震林、邓子恢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搞掉了,真是历史上的惨痛教训!

1959年10月,庐山会议后新组成的中央军委,在北京三座门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议。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出席会议,但其他八位元帅: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全部到会。

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都列席了这个会议。我以空军政委的身份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林彪首先宣布:“新的军委已经组成。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常委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

新军委实行集体领导,一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后,报毛主席审定。”接着,林彪正式宣布了军委常委的分工: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人负责,刘伯承主管军事院校,叶剑英负责军事训练和科研,徐向前负责民兵工作,陈毅分管军事外交,罗荣桓主管军队政治工作。

林彪在会上还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罗瑞卿、萧华和谭政他们。

总而言之,具体的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帅、各位常委给予支持。” 林彪讲完后,其他几位元帅轮流发言,纷纷表态支持林彪的意见。

陈毅还表示:“除了国务院的工作以外,一定积极参加军委的工作。军委开会,通知我,我必到。” 元帅们的讲话,都表示出新军委的团结一致。从1949年以来,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老帅在一起开会。听到老帅们的讲话和表态,刘亚楼和我都非常高兴,觉得今后我们空军的工作好做了。

果然,从这以后,空军的工作更加受到了重视。应当说,空军的工作一直都是很受重视的。刚刚组建空军的时候,许多工作就是毛泽东亲自抓的。

连空军的装备,也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同苏联的谈判,则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当时,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他曾经常到周恩来那里去开会。不过,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空军的工作就更加受重视了。 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

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每次召开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办公会议,都是由罗瑞卿主持,另外还有萧华在一旁协助。

在当时,一些事情他们不点头,就办不通。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但他只有一条,就是对毛主席完全毕恭毕敬。毛主席说东他决不说西,只要是毛主席批了的,他一定划圈,同意照办。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

但在罗瑞卿主持军委具体工作以后,对有的老帅不够尊重。例如对叶剑英,他就不够尊重。叶剑英当时分管军事训练及科研工作,他所需要的经费,罗瑞卿就不那么支持,因而产生了一些意见和矛盾。这件事情我曾听叶剑英说起过。

当然,对军队的工作,林彪并不是什么都不管,他管得最多是一件事就是“突出政治”。1960年9月初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出: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

做工作要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靠群众路线,靠人的觉悟。我们要求抓下面的思想,贯彻上面的思想。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战斗,不打好思想仗,其它仗就打不好。他还更进一步地强调:“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该紧紧掌握这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