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友友巴赫 大提琴家马友友采访记 [美] 盖利·赫西

【美国《行列》周刊2005年1月30日一期文章】题:我们是世界 (作者 盖利·赫西) 我想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最好的教导之一,是认识自己以外的世界的能力,”马友友说。“因为我的父母都是移民,所以他们知道不同世界的存在。

他们心中一直很清楚,自己只是比自己大得多得多的世界的一部分。” 马友友今年49岁。作为音乐大使和全球最著名的大提琴家,他不停地在世界各地旅行。正因为此,他被人们称为“音乐界的马可·波罗”。

他曾经为卡拉哈利沙漠中生活在灌木丛中的人演奏过,也曾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为音乐欣赏家们演奏过,也曾跟来自伊朗、蒙古、韩国、中国和阿塞拜疆的民族艺术家们同台演出过。他在录制音乐专集时的合作对象包括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提琴手、阿根庭探戈吉它手和印度塔不拉鼓的鼓手。

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离开过古典音乐:他录制了50多集专集,获得了16个格莱梅奖。但是与此同时,在过去的40年中,强烈的好奇心和音乐使命感驱使他走出古典音乐殿堂,远游世界。

记者问他,是什么把他送往世界各地?他回答说,“许许多多人类感情等待着得到表达。你总想着走向什么—走向某种使命。作为父母、作为人、作为公民,我们一直在探讨,‘我们的国家在哪里?世界在哪里?它们能是什么?有哪些小事是我们力能所及的,应该把它们做成,使世界变得美好一些?(What are the little things we can do that could actually move things in a good way?)” 最近,记者有机会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音乐厅与马先生相遇。

该校电影系学生根据由他录制的意大利作曲家恩尼欧·莫利康的作品创作了短篇电影。其中有一段曲子“金子狂欢(Ecstasy of Gold)”,选自《好的、坏的和丑的》。

这能算是“西方面食”么?马先生笑着说,“演奏自己喜欢演奏的作品,喜欢在何时何地演奏就在何时何地演奏,这才是音乐家。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所做的事能有意义。

” 对于马先生来说,这意味着他帮助爱尔莫(Elmo)在电视连续剧《芝麻街(Sesame Street)》中演奏一段很难演奏的大提琴曲。他孜孜不倦地提倡让孩子从小参与音乐。

他说,他也喜欢穿上小兔子服跟朋友亚瑟一起玩耍。他承认,“我的心灵深处从小就喜欢捣蛋。” 马先生的脾气跟他父亲的脾气大相径庭。他父亲马孝骏是一位表情严肃的学者,当了一辈子音乐教员。1936年为躲避内乱从中国逃往巴黎。

在那里跟另一位移民结婚,妻子名叫玛丽娜·马,原名卢雅文,系女中音歌唱家。“纳粹军队攻陷巴黎时我父亲在那里,”马先生说。“父母两人在中国和欧洲都吃尽了战乱的苦。正因为此,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世上的一切是多么脆弱,多么容易被摧残。

” 马氏一家,包括马先生的姐姐,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式家庭,成员关系紧密。孩子们都在家中读书,学习音乐、法文、中文和钢琴。友友(他名字的意思是“友谊”)四岁时父亲给他买了一架供孩子演奏的大提琴,跟父亲学着演奏一些很难的片断。

父亲教授演奏技术极富创造性。“在练习巴赫的片断时,他要我一天练习两段。这是可以做到的,”他说。“练习一个月以后,你就整个都记住了,没有多少困难。

” 友友的天赋使教过他的一个个大提琴老师震惊。1961年,马博士举家西迁,移居美国纽约。全市音乐界张开双手欢迎他的两位天才儿子。友友9岁时在首都华盛顿为5千人演奏。那是1962年,为美国总统肯尼迪及第一夫人演出。

友乘担任钢琴伴奏。1964年,两人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 友友在纽约第一次上学,开始对自己完全在家中度过童年是否“正常”产生怀疑。父子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友友不得不跟父亲的正统观念决裂。

十五、六岁时,一天他和父亲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话。“你知道,”马先生解释说,“按照亚洲传统,孩子必须十分顺从,不能回嘴。但是我对父亲说,‘你如果要我完全顺从,我可以做到。但这意味着我绝对找不到自己的声音。

你如果要我做一个优秀音乐家,那我就必须深入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 1971年,机会终于来到。15岁的友友第一次离开家,参加纽约州北部的美多山音乐夏令营。现任多伦多交响乐团提琴手的温迪·露丝当时也在参加。

她回忆说,友友就是在那时开始找到自己的声音的。“我听他演奏弗兰卡小夜曲,竟流下了泪。他演奏得那么动听,那么优美,我完全被征服了,不知不觉地流下了泪。” 马先生自己也把那一段时间看作自己音乐生涯的转折点。

“我开始把整个身心放到演奏中去,”他说。“当时我15岁。15岁的年轻人心中感情十分丰富。从那时起,我的演奏便一发不可收拾。” 从此以后,友友把自己的生活扩展到音乐厅之外。到17岁那年,他没有成为职业提琴手,而是进了哈佛大学。

“我需要经历生活,”他说。“我知道,我所演奏的提琴跟生活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不是不停地练习你就能越来越好;而是了解世界越多,懂得东西越多,你的演奏越好。届时,你心中真有东西需要表达。

” 23岁时,友友跟哈佛音乐教员基尔·霍尔诺结婚。两人是友友16岁时在一个夏天的音乐节上相识的。他们的未来应该是美好的。但是,据友友回忆,“基尔却把自己的命运跟一个病人绑在了一起。

” 1980年,医生告诉友友说,他的脊柱侧凸病情十分严重,需要动外科手术。又说,如果手术伤及神经,他可能将永远不能再演奏大提琴。友友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那么深感生命的脆弱。但是他勇敢地面对手术。“我记得当时这样想过,‘好吧,即使我不能再演奏大提琴,我的身体还是好的。

’”他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这样想反而使自己心放得很宽。就这样朝前走。”手术后整整6个月,友友的身体一直由石膏固定。但是最终他完全恢复了健康,身高还长了2英寸。

由于演出需要,友友在世界各地旅行。他利用旅行的机会尽情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了解其它文化及非古典音乐。1998年他发起“丝绸之路工程,”把它作为保存、发扬古代横跨亚洲及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沿线人民音乐的途径。

友友称这一工程为“古代的因特网”,因为这条贸易之路大大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不仅有丝绸、香料、玉石,而且还有音乐以及一些最初的弦乐器。他亲自为工程起名,叫做:“当陌生人相遇时。

” 陌生人确实相遇——在世界各地的研讨会上,在音乐会上,也在丰富多采的节庆活动中。但是,从9.11事件以来,友友的文化外交一直在千方百计寻找自己的灵魂。“9.11事件发生后只一个月,我们便接到邀请,前往叙利亚演出,”友友回忆道。

“我们真的去了。我有没有考虑过放弃呢?确实考虑过。资金的筹集、签证的申请。有的日子真像是做不下去了。”但是,他一个接一个音乐会坚持着。“每天都重下决心,”友友说。

“值得吗?我们能做下去吗?” 最后,他用一则充满人情味的小故事回答了这些大问题。“我们有一位来自蒙古的女歌唱演员,名叫卓拉。她是唱长调的,长调嘹亮而又动听,她的唱歌风格让人难以置信。她兄弟姐妹很多,她是老大。

蒙古那年遇上大旱,一百万头牲畜都死了。当年冬天又特别冷。我们知道,卓拉的演出对于她养家糊口十分重要。我们也知道,虽然生活中发生可怕的事,但是人们还是努力地生活下去。最使人难忘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丢弃音乐。

” 所以他们继续旅行,继续演出。卓拉的长歌使美国听众着了迷。在这种时刻,友友说,签证的问题、恐怖份子的威胁、安全问题等等都消失了。这样带来的好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们如果找到一种方法,取得成功,我们在回到自己的专业上去时便是更加出色的音乐家。

也是更加优秀的人。因为我们承认相互依靠,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因为你把你所知道的跟别人分享,你不是变得少了,而是变得更加丰富。” 在全球性冲突增加时,友友从父母的教诲中仍旧能找到启发与鼓励。

“一切事物都很脆弱,”他说。“我觉得,你会希望我们都应该超越自我,走向更大的世界。以自我为中心违背人类活动的自然规律,因为这类活动是为了了解更大的世界。” 这么说来,当陌生人相遇时,是否一定是一桩好事呢?记者问。 友友脸上再次出现笑容。“我真想遇见一种文化传统:它不因与他人的互动而变得更加美好。”(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