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的学生 【任继愈】:我钦敬的陈岱孙先生
抗日战争前,北平市有五所大学(其他高等学校,如工学院、医学院、女子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等都属于专科学院,不称大学),即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北京师大。其中,北大、清华两校地位相当,性质相近,都是国立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清华比北大多了一个工学院,历史较短;北大历史较长,文科师生人数较多,两校师资多为国内一流学者。
这两校的关系较亲密。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清华大学金岳霖、闻一多、张申府先生都在北大兼课。
哲学系与经济系少交往,陈岱孙先生没有在北大兼过课。 抗战开始,北平沦陷,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半年後,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临时大学的第一年,昆明的校舍未建成,文法学院在云南蒙自县,借用蒙自海关旧址上课。
租用歇业的一家法国洋行作为单身教师及学生的宿舍。我们有较多的机会看到久已闻名、未得谋面的老师们的生活断面。 在学校网球场上,有四位教授的身影经常出现。这四位是金岳霖、陈岱孙、赵乃博、浦薛凤。
陈先生风度翩翩,赵乃博先生穿中式短裤褂。他们的球艺很嫺熟,特别是陈先生打网球,频频上网拦击制胜,引人注目。在蒙自半年,昆明新校舍建成,文法学院同在新校区域上课。 我未读经济系,听到经济系老同学传来的一些陈先生的轶闻,引起人们的兴趣。
一、讲课条理清晰,时间掌握准确,为全校第一。上课前一两分钟陈先生已站在黑板前(西南联大新校舍没有讲台),上课铃响,他开始讲课。这一点,别的老师认真去做不难办到,难得的是陈先生讲 完最後一句话,恰恰是一定段落。
下课铃也响起来。同学们对他的讲课艺术既惊叹又欣赏。这一点是任何老师无法比得上的。陈先生讲课并不念讲稿,听课者只要手头勤快,记下笔记,这一节课就是完整的一章一节教科书的一部分。
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 陈先生讲课认真,以身作则,给同学作出榜样,同学们听课从未敢迟到。个别同学去迟了,不好意思进教室门,就站在教室窗外听讲。
好在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有门窗而无玻璃。昆明气候温和,无狂风暴雨,有似热带雨林气候,阵雨过後,雨过天晴。也无需玻璃挡风遮雨。站在靠近讲台的一端听讲,比坐在後排还听得清楚,只是没有扶手椅,记笔记不方便。
二、陈先生还兼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系是大系,每个年级有一百多人。学年开始,选课同学拥挤在他办公桌前,他能不假思索地处理每位同学所选的课,有重修的,有复学的,有需补修课的。陈先生都毫无差错地处理得妥妥当当,几乎不到一分钟就在一张选课单上签了名,从未发现差错。
(选课单系主任当面看过,签字後,才能交教务处正式登记。)在规定时限内,可以加选,也可以退选某门课程。陈先生执行起来十分认真。
有一位同学,过了学校规定选课时限,来要求加选课程,抱著侥幸心理,企图碰碰运气,写了一个申请,说了一些延误的理由。陈先生看过他的申请,一言未发,把信推在旁边,接过下面另一同学的选课单。这位同学看到碰运气没有指望,也一言未发,悄然退出。
陈先生办事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讲这件故事是一位西南联大的老同学任继亮,今年已八十多,记忆犹新。 三、陈先生在经济系开过《财政学》课程,有一次学年考试,考题是"假如我是财政部长"。
这个题目等於对《财政学》的全面测试,不光考记诵,还要考联系实际的措施。可以想见陈先生教学的学风,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闻自西南联大经济系) 新中国成立後,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原清华的文法学院大部分师生并入北大。
陈先生调到北大经济系。全国上下一面倒地学习苏联,全盘接受苏联的大学教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一无 是处,对西方学者的经济学,避之唯恐不及,对西方的学说故意置之不理。
中国自我封闭了近二十年,形成人才断层。"四人帮"清除後,拨乱反正,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流派大量涌来。学术界有一批趋时者刮起不讲马克思主义,唯西是从的风。 陈先生不愧为一代宗师。他通晓西方,对苏联的经济学也有长期深入的理解。
在极左思潮时期,陈先生没有公开发表评论苏联经济学的机会,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瞭解。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也有过系统研究。以他毕生的精力,辅以深邃的学识,加上他多年学术积累,虽然年事已高,在十年内,发表了著作《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主编了《政治经济学史》,还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学术活动。
《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他的学术活动、学术著作,绝非十年之内从头起步可以完成的,这是他多年蕴藏的能量一旦爆发出来的硕果。
在极左思潮时期,学术问题不能讲透,政治棍子动辄到处飞舞。一些学者仗义执言,如马寅初、孙冶方,遭到意外横祸;有些"识时务者",随风篷转,不顾事实,昧著科学良心;有的甚至落井下石,以谋个人的富贵。
陈先生屹立不摇,保持二十年的沉默。陈先生写文章、发表著作和他不写文章、不发表著作,都显出爱国知识份子的人格风范。 陈先生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表现在治学方面,也表现在为人处世方面。
他的门生弟子遍及海内外,有声名显赫的,有学术卓越的,有在职的,有退休的,也有出于各种机遇默默无闻的。凡是来请教、送文章请提意见的,都受到春风般平等的接待,虚而往,实而归。
学识渊博如陈先生,比一般专家更懂得科学的严肃性和治学的艰难。他常对来访者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不懂"。其实,即使是他自称"不懂"的某些领域,也比自以为"懂了"的人懂得还多。
真正实事求是的学者都能从中受益。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活跃,市场上出现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文化教育界也出现了某些伪劣的专家教授。再加上"文革"之後,文化教育这个重灾区元气大伤。大学裏能正确无误地传授知识的教师已经算上乘。
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师已十分难得;品重士林,行不言之教,影响深远,为同行钦仰,陈先生是我所认识的少数前辈学者之一。 从陈先生一生言行中,可以看到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中国知识份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雍容宽厚、博大深沉的民族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