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郭沫若郭沫若骂鲁迅是封建余孽被鲁迅称为流氓

2018-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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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曾子墨:今年是郭沫若诞辰120周年,海内外各界纷纷举行纪念活动,提起郭沫若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学医出身的他,动手写诗,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投笔从戎,短短数月屡获升迁,搞学术研究,即拥有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的光环,涉足政坛,以文人和党外人士的身份累至高官.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的许多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似乎都可以在郭沫若传奇.浪费的生涯中寻找到踪迹.郭沫若语录: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叛者的第一步.解说:1914年,在长兄郭开文的资助下,郭沫若"叛逆"了父母包

曾子墨:今年是郭沫若诞辰120周年,海内外各界纷纷举行纪念活动,提起郭沫若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学医出身的他,动手写诗,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投笔从戎,短短数月屡获升迁,搞学术研究,即拥有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的光环,涉足政坛,以文人和党外人士的身份累至高官。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的许多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似乎都可以在郭沫若传奇、浪费的生涯中寻找到踪迹。

郭沫若语录: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叛者的第一步。

解说:1914年,在长兄郭开文的资助下,郭沫若“叛逆”了父母包办的婚姻,东渡日本。和当时大多数留洋青年一样,郭沫若怀揣着科学救国的志向.后来回忆起初到日本的那段时光,郭沫若这样写到“我在当时实在是拼了命,拼命地学日文,拼命地补习科学,结果我终竟以半年工夫考上第一高等学校”。

郭平英(郭沫若纪念馆馆长郭沫若女儿):日本学德语的时候,他们的教材就是德国的文学方面的经典作品,教他们德文课的藤森成吉,20年代后期,也成为日本很有名的一位左翼作家。就在这样的一种学习氛围下面呢,就把郭沫若幼年时期,对文学的这种偏爱,就把它萌发出来了,唤醒了。他就觉得从他内心爆发出来的力量,还是要投入到文学的创作中去。

王戎笙(郭沫若秘书):他就学写诗,学习期间就写诗。写诗,他自己也觉得什么叫诗,新诗,什么叫新诗,他也弄不清楚,反正就写。

解说:佐藤富子,郭沫若的日籍夫人,1916年8月,去医院看望同学的郭沫若,与护士佐藤富子相遇,两人一见钟情。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她可以说是郭沫若诗歌的第一位读者。

郭志鸿(郭沫若之子):后来我父亲跟朋友的信件当中,提到初次相见的情景,他说我看见她在眉目间一道圣洁的光芒。因为我父亲他的性格就是诗人一般的,对我母亲的那个描绘叫,啊,我的可爱的天使啊,安琪尔。很浪漫那个love letter,那love letter是有格式的,我多么向往你,梦见你。

解说:恋爱中的郭沫若灵感如泉涌,《死的诱惑》、《venus》、《新月与白云》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惠特曼的热情奔放,泰戈尔的清新淡雅,歌德的反叛不羁都影响着郭沫若。此后的三年间他创作了大量诗篇,1919年中国国内思想文化界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白话文、新诗正得到新文化人的热捧。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也阅读了发表的一些新诗。

郭平英:当时国内有一些作家在副刊上发表新诗,其中就是有一位当时的诗人叫康白情。郭沫若看了在报上发表的新诗,原来就是这样的啊,这样的作品也可以在报上发表啊,那就把他的这种发表的欲望就引出来了。于是他把自己的以前的一些作品寄过去,寄到上海,那么在《时事新报》主持学灯文书副刊的宗白华,见到郭沫若的诗以后,就是非常非常地喜欢,然后马上就把他的诗发表了。这样呢,就使郭沫若的这种创作,得到了最大的安慰鼓励。

解说:于是上海时事新报的编辑部每周都会收到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投稿信件。郭沫若的诗文也时常会出现在学灯副刊。年轻的郭沫若常常有感而发,在一篇散文诗中,他就描绘了一次理发的经历。

苏叔阳(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委员电影家协会顾问原副主席):他有一天去理发,那个女的理发师为他洗了发,刈了发,就给他剪了头,又为他洗了又为他吹了。最后又为他涂了香膏,就是头发,在最后为我分发的时候,分开的时候,我在镜中看见她为我拔了一荩白发。哦,年轻的年轻的不知姓名的姑娘,从那以后漂泊者又流浪了几年,但是你的慧心把我的青春留住了。

解说:在诗歌创作中郭沫若找到了自信,然而对于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的前,他却感到暗淡茫然。临床诊断课要求学生用听诊器听诊,可是对郭沫若来说,辨别声音是很困难的一件事。16岁那年郭沫若得了一次伤寒,导致他的听力受损。

郭庶英:到学校二三年级听不清,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东西的时候,真是非常苦恼,都想自己把自己毁灭了。可是呢后来他挺过来了,然后他说我用眼睛,我用笔去做我自己能做的事情。

郭平英:身体上的一个残疾呢,再加上他对文学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爱好,所以他曾经想就到此把这个医学打住,而且他也有一种,在接触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之后,他也感觉,如果作为一个医生,治好的是你面对的是一个病人,他是一个个体,但是如果我们从思想上,去拯救一个民族的话,所拯救的是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家。

解说:郭沫若“立志学医无复他顾”的信念动摇了,可是他弃医从文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妻子安娜的认同。为此事夫妻二人经常发生争执。

郭志鸿:母亲是有顾虑的,在九州帝大的时候,医大的时候她已经三个孩子的母亲了,那个时候三个孩子的母亲这个孩子怎么养,怎么维持家庭的生活,一个女人必然会关心这个切身的事情。所以她的希望他能够完成他的学业然后从医,当了医生,这样的时候家庭的收入方面,有很大的保障。

解说:考虑到家庭,郭沫若只得继续医科学习,但是他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停滞,1921年8月,郭沫若的诗歌集《女神》出版。闻一多说,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二十世纪的精神。1921年初夏,郭沫若与成仿吾、张资平到东京一所医院看望郁达夫。在郁达夫的病房里,他们决定组建一个社团,出版文学刊物。郭沫若提议用创造一词,随后创造社出版了《创造》季刊等刊物,发表创造社成员的作品和译著。

郭庶英:他翻译的文章,譬如《少年维特之烦恼》,有一个搞文学工作的人,就说我的名字改为什么维特,就是看了少年维特这本翻译的本子以后,我特别地激愤,所以我把名字改了。而那个时候青年都是买郭沫若,买郭沫若就是这么一种激情。他就有一种煽动性吧,情绪的煽动,凝聚。

解说:创造社成员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成立后不久他们就先后与文学研究会、新月社等文坛权威论战。

郭平英:引起更大纷争的就是创造社的人,批评了另外一位教授的文章。这位教授的翻译文章里面有一次词翻译的不准确,郁达夫就批评了这篇小说的翻译水平。不得了引起了胡适的不同意见,胡适就袒护那位先生的翻译。

解说:郁达夫很不客气地说,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面对郁达夫的言辞,胡适发表了题为《骂人》的短文,说郁达夫是初出学堂的学生,浅薄无聊。

郭平英:于是乎呢,郭沫若和创造社的这些同仁们,就在20年代初期跟胡适有了这样一场笔墨官司。

解说:1923年,郭沫若请胡适吃饭,这次聚会结束了郭沫若与胡适的对立关系,而郭沫若和鲁迅这两位中国新文坛的主将也曾笔墨官司不断。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新锐分子,冯乃超、李初梨等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向鲁迅开火,为了声援他们,郭沫若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作为反击,鲁迅发表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表达了对创造社的反感,称他们是新才子加流氓。

王戎笙:对鲁迅他还是很尊重的,就我们在他那工作的时候,他是很尊重鲁迅的。我曾经提议,在编那个沫若文集的时候,我曾经提议,把这个跟鲁迅对骂的那些删掉,他说鲁迅前面那个没删,我这个就不好删了。

解说:1923年郭沫若结束了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学习,获得医学学士学位,4月郭沫若携家眷离开生活了十年的日本回到中国。1926年2月,郭沫若参加北伐,一年时间里,他从宣传科科长迅速升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对其颇有倚重,政治部主任一职为他预留。

王戎笙:这样的话,他就有机会见到蒋介石,或见到总部的一些人。他发现在总部里面来来往往有许多这个身份不明的,或者说这个青红帮那些人,黑社会那些人。他就感到很奇怪,他就判断蒋介石会有一个对革命党人大屠杀。

解说:郭沫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1927年3月,他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郭庶英(郭沫若女儿):《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是在3月31号,在南昌朱德的这个,不是寓所,是他们一个楼里头,一个楼这个房子是朱老总住的,他就在他住的那个房间里写的。

郭平英: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很明确地提出来了,背叛革命的是蒋介石,如果要想继续革命的话,如果要想把北伐革命进行到底的话,应该打倒蒋介石。

解说:讨蒋檄文彻底激怒了蒋介石。尽管如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是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蒋介石悬赏3万元通缉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安排郭沫若先是秘密潜回上海,之后计划和董必武、林伯渠等人一起前往苏联。但就在船票等已准备妥当之时,郭沫若感染伤寒,高烧昏迷让他几乎失聪,就这样他错过了前往苏联的最后一班船。1928年,郭沫若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化名吴诚流亡日本。

郭志鸿:父亲到日本以后不久就关了他好几天。因为他是中国的通缉对象,而且是中国的高官什么什么什么。

王戎笙:一直监视他,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化了名了,一直宪兵和警察一直监视他。

解说:郭沫若在《我是中国人》一文中写到,有一段时间,我只要一看见那种长筒马靴,我的神经就要发生作用。就仿佛有这种马靴要在我头上践踏的一样,重重监视之下,郭沫若只能找一些与政治无关的事情做。

郭平英:在一家书店里面看见《易经》了,勾起他重读《易经》的一种念头。就花很少的钱,买了这样一本《易经》。

解说:从《易经》的长短线中郭沫若找到了一些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信息。而此时刚刚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掀起了国内考古讨论的大热潮。郭沫若觉得,要想找到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的现状,就要从研究地下出土文物入手。就这样郭沫若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古文字的研究。

王戎笙:可是甲骨文他不懂,不认识甲骨文,这样就开始学,从头学起,可以说是从文盲开始启蒙来学甲骨文的。

郭志鸿:他到各个方面的书店去探索,去图书馆、书店,有关的书店去搜集资料。那个时候在日本这些方面的资料,就是关于这个甲骨文也好,金文也好,这方面的资料还是不错的在日本。

解说:郭沫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把东洋文库收藏的甲骨文献全部看完。

郭平英:惊人的才能,惊人的学识,我们可能看着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是郭沫若就是有这样的,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底。然后他呢,从那些漆黑的,那些像密电码一样的古片中间,找出了入门的路径。

解说:受到日本宪兵队监视的郭沫若不能外出工作,每个月只能靠创造社成员,从中国寄来的100块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29年创造社被查封,郭沫若的经济状况更加拮据。

王戎笙:田中庆太郎,他开了一个书店叫文求堂,就专门经营中国古籍的一个书店。

郭平英:有一次他到文求堂去,看到了那个罗振玉的一部书,他没有钱来买,他跟这个书店的老板说,我能不能我先压6块钱在这,然后我回家去看,看完了明天我再还给你。

王戎笙:甚至于毛笔写秃了都没有钱买,请这个田中庆太郎给他几支笔。砚台也没有,就用那个碗。翻过来那个碗我们叫碗底,用那个碗磨墨写字,他的手稿全是用毛笔写的。

郭庶英:所有的这些著作全部都是手抄的。包括甲骨片,包括甲骨片上的甲骨文,将近一百多万字啊,这都是手抄的。

解说:在郭沫若小儿子郭志鸿的记忆中,父亲每天都呆在书房里看书,写作,除了吃饭,睡觉,散布是父亲仅有的放松方式。

郭志鸿:父亲啊一般话不多,太紧张了,他工作。当时我很小,父亲这个一天的写作完了以后,黄昏的时候,在散步的时候老带着我,老带着我。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很美的,那个地方是东京的靠一条河,在江户川,靠一条河这边,河堤上是樱花,樱花季节樱花烂漫,非常好的,非常美好的地方。

解说:清苦的生活中,郭沫若一面从事古文字研究,一面完成了《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等自传的撰写,还翻译了马克思著作《艺术的真实》等进步文学著作。1929年,郭沫若完成《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出版。1932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1933年,《卜辞通纂》出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在读了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后说,郭沫若的书非常有意思,我从早晨开始读,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

王戎笙:他其实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附庸风雅,他就把,就称赞郭沫若写的怎么好怎么好,还专门设宴,在他的家里面设宴招待郭沫若,这样报纸就宣传。这一宣传就在国内的影响就是另外的影响,国内也宣传,而且添油加醋地宣传,这个宣传的目的据郭沫若自己讲了,无非是说郭沫若已经是日本人,被日本人拉拢了,成了日本人的座上客,日本政界元老的座上客。

解说:这次宴请让郭沫若在日本声誉鹊起,1937年,中日战事一触即发,蒋介石方面有人提出,应当撤销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促其回国,这样借助他的力量影响日本政界,而阔别中国十年的郭沫若此时也归国心切。1937年7月25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8天,郭沫若躲开警察监视,在神户港登上一艘开往中国的加拿大游轮“日本皇后”号。在《由日本回来了》一文中,郭沫若还描述了他离家时的情景,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儿们所睡的家,眼泪总是忍耐不住地涌。

王戎笙:哪一天走没告诉安娜,这在感情上是一个很大一个难点,很大的难点。这样最后是这样,就是不跟孩子们说,安娜心里明白,他留了些纸条子,留了一些勉励子女的一些字,就凌晨4点悄悄地离开。

郭志鸿:后来在回忆里头写的,就当时离开日本以后,船上也好,到上海以后很惦念,可爱的鸿儿,狂斥我吧,就说我把你放在那,宽恕我,可爱的鸿儿,我心中的一把剑。

解说:三天后,郭沫若在上海登陆,潘汉年等一批老朋友在码头迎接。不久,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这位老相识。回国后,郭沫若在上海任《救亡日报》社长,上海沦陷后,又辗转在广州复刊,郭沫若在复刊词中说,文化若亡,民族将永归沦陷。1938年初,郭沫若接到一封急电,发电人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陈诚邀请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但郭沫若却对此不感兴趣,因为此时他已做好了继续南下的准备。

郭平英:他从上海到广州去,在那就已经做了两件西服,还准备好了整个南下的行程,就是准备到南洋去,南洋那边,那时候已经有很多文人已经过去了,包括郁达夫。郭沫若觉得呢如果到南洋去的话,他可以利用他的影响力,去募集到一笔军费,然后来支持《救亡日报》。郭沫若做的这个西服上就写着他的准备到南洋去的化名,叫白圭。白圭是历史上非常非常会挣钱的一个人,就借用了这样的一个古人的名字,来做自己的化名。

解说:得知郭沫若拒绝了厅长任命的消息之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派出于立群去做郭沫若的思想工作。

郭平英:总理呢,对郭老是这么来做思想工作的。说你不愿意做官,说实在的,你要是不做这个三厅的厅长,就是我做这个副部长有什么意思。我们中共要把这个抗日宣传这件事情做好,我们必须有我们的厅长啊,有咱们自己的厅长,我这个副部长当的才有意思,你不当厅长,让个国民党的人,来当厅长,我这个副部长更没法当了。

解说:听了周恩来的话后,郭沫若收拾行囊前往武汉,接受了第三厅厅长的职位,第三厅是负责开展文化宣传的机构,此后阳翰笙、傅抱石、田汉、胡愈之等人相继加入。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第三厅则被称为“名流内阁”。

苏叔阳:他作为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把一大批革命进步人士文艺人士,都集合在他的麾下,那些人也是冲着郭沫若去的,很多人并不一定都是非常膺服共产党的,但是膺服郭沫若。在他的麾下工作的一大批人,包括一些持中间态度的一些人物,那么十几个演剧队,抗敌演剧队伍,就是在他组织下成立的。到今天我们阵营中的这些戏剧工作者,电影工作者,实际上是这些队伍的延续。

解说:在抗战前线,在动员群体的现场,处处都能听到郭沫若的演讲,他慷慨激昂的言辞,鼓舞着战士、群众的抗战热情。

秦怡(演员):郭沫若很有意思的,郭沫若的脸有点圆,他就是,他完全是一个,倒是真是一个作家,诗人的形象。他有的时候跑到我们场里来,重庆的时候,他就到台上讲话,讲到最后我思念什么什么,我思念什么,他最后来,我思念那白杨,我思念那张瑞芳,我思念那秦怡,他就来了,他就这样子,后来很诗意的。

解说:1938年7月初,武汉会战进入紧张阶段,时值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三厅决定举行献金活动,发动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郭平英:无论是这个殷实人家,还是拉三轮车的,出苦力的,卖报的小孩子,都竭诚相助,把自己的或者是首饰,或者是一天挣来的辛苦血汗钱都拿来,捐给三厅设立的献金台。然后三厅呢也设立了非常详细的账目,人名字、献金多少,都记录在案,然后把这些钱聚集起来,去采买了药品,把这个药品后来经过辗转送到抗战前线,去采买了几辆卡车,起这个交通运输的作用。

王戎笙:他自己还到桂林,自己卖字,写字,他书法不是很好嘛,写字卖字,赚钱。他自己带头,自己不带头人家怎么,组织一些演戏了,就是说在他的旗帜下呢,一些抗日的一些宣传工作,基本上他亲自做,不是一个挂名的一个长官,亲自做革命讲演,亲自编写革命宣传材料。

解说:据《武汉抗战史》记载,在群众的要求下,原定3天的献金期延长到5天,最后总计献金达100万元。1940年,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要求三厅成员加入国民党,郭沫若辞去了三厅厅长的职务。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被迫同意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担任主任。同年10月,武汉失守,郭沫若经长沙、桂林撤至重庆。郭沫若与于立群的第二个孩子郭庶英就是这个时候出生的。而这张照片则是周恩来、邓颖超,在纪念郭沫若归国四周年时,与郭沫若、于立群及孩子们的合影。

郭庶英:他在重庆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跟总理,总理也到我们家里来,有的时候也托人带来延安的小米啊、红枣啊什么的。反正都特别地亲切,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家的小孩都叫这个周总理叫好爸爸,叫那个邓妈妈叫好妈妈。因为我哥哥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叫我哥哥叫好儿子,所以我们就叫他们好爸爸好妈妈,所以这是我们家的一个特殊的称呼。

解说:1941年,在周恩来等人的策划下,庆祝郭沫若创作25周年及50岁寿辰纪念活动上演,在重庆,郭沫若的剧作《棠棣之花》公演;在延安,军民合唱《凤凰涅磐》;在香港,柳亚子高呼,郭沫若先生万寿,民族解放万寿。周恩来也发表了《我要说的话》,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当然,郭沫若也没有辜负众人的厚望,他全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文化的班头”。

郭庶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我们那个警报响了以后,我们都往那个防空洞里跑,回来好几次叫他,他几乎没怎么动,等警报都解除了,又往回跑他还坐在那写东西。

苏叔阳:据说重庆大后方的空气是非常之沉闷和压抑的,再加上重庆是个山城,气候又不好,那么人们的心一直是压抑的,也是我们党史上所说的反共高潮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先生给郭沫若先生说,哎呀,你能不能写个东西,开一个空,让山城人们吐一吐心中的闷气。他接受了这个任务。

解说:郭沫若“借古抒怀以鉴今”,用十天时间写出了历史剧《屈原》。风,你咆哮吧,你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

王戎笙:屈原实际上从根本意义上就是骂蒋介石的。里面有一个台词非常明显,这个国民党也看出来了。里面有一些你这个昏君,你这个什么什么。台下人看心里明白你骂的是谁。

秦怡:中华剧艺社演《屈原》的时候,我天天去看,因为我在中华剧艺社嘛。舒绣文走上台,念那个独白,我就做个群众,跪在底下听,听听,听得我眼泪直流,她一大段独白,如姬夫人舒绣文演这个如姬夫人,演这个戏,这些戏我也都很喜欢。

苏叔阳:当时山城的人是排着队去看这个《屈原》,一到晚上这些看戏,特别是大学生,沿着山城寂寞的夜路,大声疾呼《雷电颂》,成为重庆的一景啊。

解说:抗战时期《虎符》、《南冠草》、《孔雀胆》等历史剧,相继问世。毛泽东曾书信郭沫若,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祝。这张照片摄于1950年六一国际儿童节,郭沫若正在为孩子们朗诵新作《“六一”颂》,露出灿烂笑容的郭沫若对新中国满是憧憬。

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身兼数职,他的身影出现于各种政治活动。二十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郭沫若诗歌和历史剧的又一次高产期,而这次高产期中,郭沫若响应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指示,所创作的《百花齐放》,反响并不太好。

而在此前后,他与毛泽东的几次诗歌唱和也常被人说成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在历史剧《蔡文姬》中,郭沫若替曹操翻案,有人就此进行了解读,正是因为毛泽东肯定曹操,所以郭沫若才会创作肯定曹操的剧作,面对质疑声,在政治舞台上游走了十几年的郭沫若,变得更加谨小慎微。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文化界中的许多名人都没有躲过这场劫难。郭沫若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明令保护,到新干六所避祸。

王戎笙:怕红卫兵抄家,就把郭老转移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只有王廷芳知道,我知道,司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这样所有来的电话,都说郭老不在,不在北京,郭老出国了。

解说:1967年,进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想以“样板戏”为突破口,在政坛施展拳脚,她找到了郭沫若。

郭庶英:江青做的诗词请他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逐渐地要把我父亲烘托出来,包括在礼堂看节目,她搀着我父亲,从休息室出来,这都是一种动向。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她请我父亲去住钓鱼台,说这是康生的楼,这是我的楼,郭老住在中间。

郭平英:郭老当时没有表态,事后他找到了一个很妥当的理由,他说立群同志的身体不好,我的最小的一个孩子当时1972年,还不到二十岁,如果也还需要,家里还是需要有人照顾,而且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耳聋耳背,大家在一起商量事情开会我也听不到,所以就用这样的理由,就一个很无懈可击的理由,就把这件事情就回绝了。

解说:没有为江青样板戏服务的郭沫若,却在接下来的政治风云变幻中,做了这样一件事。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讨论会上,郭沫若朗诵了这样一首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人说郭沫若此举完全丧失了文人气节,也有人说,他是不得已的自保。然而明哲保身的郭沫若却未能保护住自己的儿子。郭世英,郭沫若众多子女中最有才华的一个。1962年,郭世英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周国平(哲学家):他一开口我就很震撼,说他在101中的时候,那时候他也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嘛,就开始去想去读那些书。他就想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道理,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就开始有疑问了,开始那个质疑了,然后对有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就开始觉得是不对的,那时候当时是不允许的。

郭平英:我哥哥郭世英是在1963年的时候,和当时同学们组成了一个小的社团,叫做X小组,彼此交换些文章。对一些社会文化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那么当时他们这个小组被停止了活动。

解说:郭世英被送到农场劳动,两年后,他进入农业大学读书,然而对于郭世英这个有污点的学生来说,这场风暴似乎是躲不过的。1968年4月,郭世英被造反派非法关押,残害致死。

王戎笙:郭老一听说这个,本来是站着说的,一下子就跌坐在那个沙发上的,非常悲痛的。

郭平英:世英的事情就在那么三两天的时间里边,我母亲的身体非常不好,她是有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一年前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了,刚刚过一年又失去了一个孩子,所以妈妈的这种悲痛是更难以控制的。所以她就跟这个郭老说,你为什么那天不跟总理说,我当时在场,就觉得郭老没有马上回答。他可能也是在抑制自己的感情吧,最后就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然后他就从我妈妈的房间椅子上坐起来走出去。

解说:郭沫若找出郭世英生前的日记,默默地,一页页的抄写,整整抄了八本。

周国平:他在给我的信里面,他说我刚才还在看世英留下的日记,里面有一句话是大写的,世界上什么最干净,泥巴,泥巴。然后他就说,我把他从农村,我让他从农村回来,就好像是把一棵嫩苗,从泥巴里拔了出来一样,那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是深深地领略到了。

郭平英:郭世英去世刚好两个月的时候,金缕玉衣出土了。郭沫若去满城汉墓进行了现场的指导,在途径涿县的时候,那天正是在下雨,他远远地望着涿州北京农大的实习农场,那就是郭世英在运动,在文革之前在那里实习的地方,就是农大的实习农场。一个特殊的父亲。

解说:1974年2月,江青来到郭沫若家,让他写批宰相的文章,郭沫若当然明白其中的政治玄奥,他以沉默和无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时,衰迈的郭沫若用颤抖的笔在医院写下了这一首当时不能发表的七律,“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军民热泪纷纷落,吊唁洪潮滚滚来。威德在人长不朽,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郭庶英:以及从个人感情上,都已经那个不可分了。所以在那个周总理去世后,他不是说天不能死地难埋,就是对总理的那种感情,因为总理走在他前面,而又比他小,一下子我父亲就苍老了好多,就病得好像更重了。

解说:1978年3月,86岁的郭沫若发表了书面报告《科学的春天》,互换革命的春天,人民的春天,科学的春天,这已是郭沫若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郭庶英:我父亲他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只身外出的时候,要走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一般都希望全家合影一下。因为他不知道未来他的这个生死未卜,他临终前,他也跟我妈妈提出来过,是不是照一个全家相。后来我们在他已经,遗体在病床上的时候照了一张,没有在他生前落实这个事情,就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