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评论毛泽东 毛泽东、杨献珍与三次哲学论争

  杨献珍,1896-1988,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校长。他一生坎坷,坐了国民党七年监狱,又坐了共产党八年监狱。但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无畏强权、不屈不折,始终笃信马克思主义,宣扬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树立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光辉典范。

杨献珍最值得称道的历史遗产,是他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所开展的三次重大哲学论争。论争的另一方,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因此也可以说,这三次论争就是杨献珍与毛泽东的论争。而所涉及的三个问题: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直接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当时中国的国策,具有原则性的历史意义。

简而言之,综合经济基础论代表了建国初期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国情判断和政策导向;而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唯一经济基础论,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曾通过高岗为传声筒)的空想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经济结构的客观现实,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急于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在大跃进时更急于进入共产主义)。

在政策层面,强力推动公私合营,掀起所谓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批判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的求实方针。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上的反右斗争,也从违反现实的狭隘的经济基础论找到根据。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则是偷换命题,以唯心主义掩盖虚妄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摧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基本常识,彻底背离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直接为大跃进的浮夸、造假提供思想基础,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类胡言乱语的哲学表述。名为唯物主义,实为唯心主义,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智慧,这是建国以来一系列错误的哲学基础,是与毛泽东自己在《实践论》中的学说根本冲突的。

大跃进、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党内有识之士的见解重新占了上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得以实行,一些务实的政策、如包产到户,也突破羁绊,并迅速取得明显的效果。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标志性的历史节点,也从而触发了新一轮更惨烈的斗争、即文化大革命。

以“一分为二”打击和压制“合二而一”,就是把矛盾双方的斗争绝对化,否认矛盾双方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否认两者既互相斗争、也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而这本来也是毛泽东自己在《矛盾论》中的学说。

片面强调一分为二、把斗争绝对化,走向极端,就导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精神压力, 更演变成文革中奉为金科玉律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

这样简单地回顾,就可以看出,这三次哲学论争,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争论的一方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另一方,即杨献珍为代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唯物主义、也是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历史唯物主义。

不幸的是,在所谓的前三十年中,在上层建筑或哲学理论的高度,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占了上风。主观唯心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肆虐数十年, 其危害之深,人所共知。但是很少有人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和批判。本文以纪念杨献珍为主题,就是要从哲学上对历史的灾难做出诠释。

值得庆幸的是,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无数仁人志士和有识之士,包括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自我修正、自我疗伤、自我救赎,能够革自己的命的最根本的基础。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不仅具有科学的见识,更有无私无畏的胆略。杨献珍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以下我们试图分别对这三次哲学论争做一次系统的历史回顾,以及客观的学术评价。 争论的一方是杨献珍和他的学生们, 另一方在前线指挥的是恶贯满盈的康生, 也有一些哲学家如艾思奇成为代表人物,但他们代表的是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真正的主帅是毛泽东。 故而本文以毛与杨的哲学论争命题。

一,综合经济基础论

杨献珍在1953 年和1955 年两次系统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或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首先在1953年讨论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时, 艾思奇等认为, 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才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 杨献珍则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 认为, 既然“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那么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就应当是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主的五种经济成分。 1955 年,在给马列学院(即中央党校前身)讲课的讲稿中更明确地指出:“组成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基础’的,有这样几种生产关系: (一)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二)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 (三)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四)个体农民所有制; (五)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这是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幅轮廓画。 我认为这个画面是完全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的实际情况的。”

杨献珍的这个讲稿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但据他自己回忆, 刘少奇是同意他的看法的, 只是指出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改造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可以不争论了。现在我们已经比较清楚,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 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发生了分歧。

杨献珍在他的讲稿中说:“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基础’问题,就是要摸一摸我们从旧中国继承下来的这个‘基础’的底,看看它今天究竟包涵一些什么经济成分, 以便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改在是全面的改造, 而且是就这个‘基础’本身进行改造, 而不是丢弃它去另起炉灶。

”可以看出, 这是党内务实求真一派的思想基础, 也成为他们在当时和以后被批判为右倾保守的依据。 反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激进派, 谋求飞跃通过“过渡时期”,极力高速推进工商业改造的高潮、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 一直到批判“反冒进”,发展人民公社、大跃进。

康生在1970年说:“从政治经济学上想想, 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也就是刘少奇的‘唯生产力论’,实际上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 反对搞社会主义。”

杨献珍当时就指出:“为什么‘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在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问题上竟弄得如此思想混乱呢? 我认为,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由于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客观分析中国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出发, 而是从概念出发, 从片面地了解‘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概念出发。

”脱离实际、无视现实, 从概念出发、从主观意愿出发,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 也是反辩证法的, 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无数鲜血的教训。而在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 从刚一开始, 就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根本问题上出现偏差, 和毛泽东自己曾经疾呼的“实事求是” 背道而驰, 一直延续到三十年的政治实践中。

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如果说关于经济基础的争论,已经展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 那么在哲学根本问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的论争, 就更带“主义”的标记, 也最具深刻的现实意义了。 简而言之, 鼓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就是大跃进“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一类痴人说梦的理论根基。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它的第一方面是孰为第一性的, 即存在更具有根本性,还是思维更具有根本性, 以此区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它的第二个方面, 是世界是否可知, 思维是否可以认知存在, 以此区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这第二个方面,也叫做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事情起源于关于不可知论的讨论。五十年代初期, 在批判不可知论的文章中, 有人引用了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并认为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杨献珍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命题。

由于恩格斯在著名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也引用过黑格尔的这句话,时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的艾思奇认为这是恩格斯的意思, 是唯物主义的。 从此, 一场论争延续了数十年。

其中一个结点,就是唯物辩证法把思维与存在当做是一对矛盾, 处于矛盾的共同体中, 因此是“有同一性”的。而“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一字之差, 在杨献珍看来是南辕北辙、完全对立的世界观。

杨献珍在1958年7月应邀为《红旗》写的文章中做了这样的说明和区分:“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和辩证法的同一性、即‘矛盾的同一性’,乃是两种范畴。 不能以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的意义来了解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

通俗地说,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是把思维与存在当成一个东西, 思维即存在, 存在即思维。 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是这样来剖析的,他说:“黑格尔哲学是对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的扬弃,……在黑格尔看来, 思维就是存在, 思维是主题,存在是宾词。

” 可以说, 费尔巴哈一语道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命题的本质, 即把思维与存在等同起来, 使思维可以就是存在。 杨献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穿了这个命题的荒谬性和危害性, 不遗余力、义无反顾地坚决予以反对和批判。

这是因为, 这场论争绝不是文字游戏, 也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是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在1955年的文章中, 杨献珍已经指出, 他针对的就是“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 因为他们“往往以感想当政策, 或者满足于纸上的计划, 不去检查实际执行的情况,也就是把想象的世界代替了实在的世界。

”对比“大跃进”一类惨痛的历史教训, 我们不能不感叹杨献珍先知般的真知灼见。

就在1958年大跃进的热潮中,杨献珍在高级党校(即后来的中央党校)的讲堂上, 已经非常尖锐地指出: “在我们的干部中有没有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呢?有的。

……. 在理论思想方面, ……, 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夸大主观能动性, 说‘不怕做不到, 只怕想不到’,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否认客观规律, 不尊重唯物论。” 到1981年,在回顾这场论争时, 杨献珍深有感触地说“‘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这个口号是肯定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产物。” 而这个口号所表征的历史悲剧, 也在这里找到了它的意识形态的根源。

杨献珍的看法,得到了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杨献珍湖北同乡的李达的支持。但是康生以一套强盗逻辑对杨献珍强加罪名。 他的演绎是: 既然杨献珍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就是否定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也就是认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

命题就这样被他转换了, 他可以大言不惭地声讨:“杨献珍说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 是错误的。”而毛泽东的《矛盾论》明明肯定了“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所以杨是反毛的, 尽管杨献珍一再强调: 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 意思是指它们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共处于矛盾的统一体中, 而不是说它们是等同的。

康生一伙一个卑鄙的伎俩,就是在1960年在重新出版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把列宁明确判定是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改译为“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 这样一来, “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是唯心主义, 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却是唯物主义。

杨献珍嘲讽他们说:“实在说来, 这是一个骗局, ……同一个外国字: identity, 译作等同性, 就是唯心主义,译作同一性, 就是唯物主义。

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译作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 就是唯心主义,译作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物主义。…… 有的文章说: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的是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 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这不就是说, 列宁在这书中,批判的是The identity of thinkingand being, 不是批判的 The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吗?”在那个荒谬的年代, 就有这样荒谬的奇谈怪论。

但是面对曾经当过英语教员的杨献珍,这套逻辑太令人忍俊不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