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简历 陈伯达儿子简历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简历
陈晓农:陈伯达之子,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经济学系博士。陈晓农,男,副主任医师,1989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疗系,中华医学会上海市肾脏病学会委员。1998年赴英国Manchester Hope Hospital学习1年,主攻肾脏病临床和透析。
从事临床各种原发性和继发性肾小球疾病、急慢性肾衰、各种肾小管、质疾病、肾血管疾病等的临床诊断和治疗,熟练掌握肾穿刺及静脉穿刺技术、动静脉内瘘手术和腹透置管术。担任英文班教学,1999年被评为内科主讲教师。
有14篇论文在中华内科杂志、中华肾脏病杂志、上海医学等医学杂志上发表,参加编写专著7本。参与科室多项科研、医疗成果工作,负责1项医疗成果“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诊治”获院临床医疗成果二等奖。
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通常人们把最近的三十年叫做“改革开放以来”,一谈到经济建设成就,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是,这样的谈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因为他还有前面的30年没有涉及到。其实,从整体来看,这个60年分成两个阶段,能够非常清晰的划分出来:前30年主题是革命,后30年主题是改革。
如果我们单看革命,革命的成就也很大: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计划经济,建立了人民公社,工业增长也不慢,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等等。如果单看这后30年改革,成就也不小,建立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了,经济增长也很快。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当你把前后两个三十年搁在一块儿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很少有人谈前三十年的成就和后三十年的成就是什么关系。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革改的不是六十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改革改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改的就是毛泽东时代三十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改革其实是对革命的否定。
再进一步看,六十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前。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为什么中国要用三十年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然后再花三十年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好比说:一个管家把主人的房子给拆了,拆完以后再花很大力气把它重新盖起来,这主人该赞扬他什么呢,赞扬他后来盖房子的努力,还是赞扬他拆房子的勇气。……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目的只不过是说革命三十年建立计划经济、公有制这条路是根本走错了。
走错了以后,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才重新走回来,把中国经济再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没有太大的成就。讲到这里,要看到中国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结论其实也很简单,它只是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推翻了,最后这批人掌了权力,取而代之成了新的统治阶级。
现在是他们的子孙辈在中国统治着,在中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革命不过就是换一批人发财而已,这批新发财的人更糟糕!过去历史上的士绅阶级还有点所谓知书达礼,还有一点伦理。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共产党的精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文化层次比历史上历代的官僚还要差。
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官僚队伍如此的吃喝嫖赌到现在这种程度。如果用“腐化”形容,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官僚的腐化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如果硬要讲中国模式,那么就是说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特点是,他造就了一批红色贵族,一批腐化得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不相信全世界会很欣赏这样一个东西,会认为这套模式应该在世界各国推广。
(陈晓农:陈伯达之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经济学系博士。此文为陈晓农在二〇〇九年国庆60年中国经济评述访谈节目中的谈话。)
陈晓农:陈伯达之子,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经济学系博士。
姓名:陈晓农
所在医院:上海瑞金医院肾脏科
职 称:副主任医师
主 治:各种原发性和继发性肾小球疾病、急慢性肾衰、各种肾小管间质疾病、肾血管疾病等的临床诊断和治疗
人物介绍
陈晓农,男,副主任医师,1989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疗系,中华医学会上海市肾脏病学会委员。1998年赴英国Manchester Hope Hospital学习1年,主攻肾脏病临床和透析。从事临床各种原发性和继发性肾小球疾病、急慢性肾衰、各种肾小管、质疾病、肾血管疾病等的临床诊断和治疗,熟练掌握肾穿刺及静脉穿刺技术、动静脉内瘘手术和腹透置管术。
担任英文班教学,1999年被评为内科主讲教师。有14篇论文在中华内科杂志、中华肾脏病杂志、上海医学等医学杂志上发表,参加编写专著7本。参与科室多项科研、医疗成果工作,负责1项医疗成果“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诊治”获院临床医疗成果二等奖。
高碧岑(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来电话说,主席叫他去(主席不叫他不敢去)。谈了有一个小时。临别,主席还亲自送他到小车边。他回来挺高兴,说主席就是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也不到我这里来了,也不写文章了。主席说,你要跟他们见见面谈一谈(他们,叫我说就是老四人帮,就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他先到江青那儿去,她没让进办公室,就让他出来了。他又到康生那儿,康说,你不但要做个口头检查,还要做个书面检查,做得深刻一点。陈的书面检查是康生起草的,很简单,但用陈的话说,那上纲上线上得叫高呀,什么跟主席唱对台戏呀,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等等。
陈认为主席确实批评了他,但还想挽留他,说,你去跟他们谈一谈,交份检查就算了。结果,康生替他起草的检查,他在大会上一念,康接着就给主席写报告,给陈戴了几顶帽子,什么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等。
这几个人把他挖苦透了。这是他回来跟我说的。他那个气呀,脸耷拉下来了,气得不得了。下山的时候,那些人都不和他接触了。坐飞机时,他想对余秋里说点什么,余一扭头就走了。去的时候还很融洽呢,回来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