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陈伯达 真实陈伯达 国共斗争时一人抵几个师的力量

陈伯达的这本书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作用。李六如(引者注: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长)当时对我说:“你的一本书顶了几个师的力量,如《孙子兵法》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原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8期 作者:钱伯城

从《中国之命运》说起

本文题目,仿自《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蒋介石用小册子形式出版了一本大著作《中国之命运》,借国家名义,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实际是鼓吹“蒋介石之命运”。此书于7月间传到延安,毛泽东对几个“秀才”说:“看来,蒋介石给你们出了题目了。

”陈伯达领会毛的意思,立即动手写反驳文章,用三天三夜,心情激动,笔泪俱下,也写成一本小册子大著作《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阅后,亲为改定,交《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载,并传往国统区,广为散发。又译成外文,向国外宣传。同时国统区和解放区都作为党内学习材料,组织讨论。

陈伯达晚年回忆道:

《评〈中国之命运〉》是我的一本主要著作,这本书不仅当时在延安和解放区广为印发,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了影响,并被印成英文,传到英美等国。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和一些西方评论家曾对这本书写过评论文章。这本书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作用。

李六如(引者注: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长)当时对我说:“你的一本书顶了几个师的力量,如《孙子兵法》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71页)

其实,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甚至超过了批蒋作用,陈伯达晚年可能出于谦退的原因不提,这就是在这本小册子里,几乎与王稼祥为纪念党的二十二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率先提出“毛泽东的思想”这一概念的同时(这是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达成的全党共识),陈伯达进一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这个提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思想上,不但和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相同,而且也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思想相同,但是,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要求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决定政策,而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工作中正是这样做的。

”(此据叶永烈《陈伯达其人》129—130页转引)比起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作关于党章报告,正式启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定之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还早了两年。陈伯达的表述敲响了“毛泽东思想”新时代来临的更为宏亮的钟声。这也说明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善于发现并领先掌握理论制高点。

按七大的几个主旨报告,各有起草者、修改者和审阅者,报告人最后审定。现在知道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先起草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是由陈伯达起草的。朱德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是由陈毅起草,陈伯达修改,陆定一审阅(以上均见《陈伯达最后回忆》,73页)。

唯独刘少奇的党章报告,缺起草人和修改人名字,但可肯定刘不是起草者。陈伯达曾参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整理,书中引用孟子“天之降大任”一段,即陈所加。

而党章报告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与陈伯达先此所论亦大同小异,故不排除陈曾参与七大党章报告的起草或修改工作。据陈伯达自述:“那个时候,我们党的风气比较好。像起草文件这样的事,具体的过程并没有让大家知道。因为这是讲究党的工作,要经过会议讨论,所以没有记到哪个人头上。”(同见上书)

以《评〈中国之命运〉》为起点,陈伯达认准和跟准毛泽东,开始了忠于毛、顺于毛,至死不渝的一生。同时,以此为起点,也奠定了作为中共“理论家”的地位,成为毛泽东“秀才”班子中的首席“大秀才”,毛倚之如左右手。

1970年8月31日,在风云突变的庐山会议,毛泽东突然写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宣布陈伯达为“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政治骗子,但仍承认,“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语含讥讽,尽露不屑之情,但文中连见两次“天才理论家”这个称号,即使是贬词,也不会是凭空说出来的。毛泽东一手导演了陈伯达从“天才理论家”到“政治骗子”的悲剧——陈伯达之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