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婉莹女儿 名媛郭婉莹 一个秀外慧中的女人

什么样的经历才可以雕琢出一个名媛?

曾经,好生活像整匹的上等缎子,刷拉拉摊平在她的面前。

然而,命运的起起伏伏岂是凡人可以预测,

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她会端正地告诉你,一个人如何在风浪中保持一颗温暖而纯净的心。

1989年,当80岁的永安百货家四小姐郭婉莹,在儿子位于美国西部的家里,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她是这样开的头——

时光如水湍急地流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来得及写下所有我记得的事。

我今天应该从哪里开始说呢?

我叫郭婉莹

1917年,澳洲华侨郭标在孙中山的邀请下,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了上海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郭标最小的女儿Daisy(郭婉莹),时年6岁,也跟随父母回到上海生活。

郭婉莹从小在澳洲长大,英文比中文流利很多,连中文名字"郭婉莹",也是后来在中西女塾里要好的同学为她取的。

中西女塾是老上海最著名的名媛学堂之一,国母宋庆龄和她的同胞姐妹宋蔼龄、宋美龄都曾经在这里读过书。在当时的上海,像大户人家应该在西郊有别墅、家里有美国汽车、先生有一抽屉各色领带一样,家里的女儿也应该在中西女塾上学。这里用全套的美国课本上课,穿衣梳妆、叠被铺床,一切都要自己动手,人人平等;早餐有中式肉松和西式黄油,客厅里有沙发、地毯和留声机。女孩们在这里学习怎样做出色的沙龙女主人,更重要的是,学习做一个秀外慧中的女人,有严格的教养和坚强的性格。

后来在"文革"里,单位开郭婉莹的批斗会,有一个职工站起来揭发她在1949年以前腐朽的生活方式,说她到永安公司去买东西,自己坐在沙发上,一手拿着茶,一手夹着香烟,售货小姐们排成队,手里捧着新货一一走过她身边,要是她点一点头,她们就去把货包起来。

在社会下层的想象里,社会上层的人总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郭婉莹说,这是她做梦也不敢的事,要是她敢,早就被逐出家门了,而且她也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做。

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在家人的安排下,郭婉莹和一个富家子弟订了婚,但她却不满意自己的未婚夫,嫌他没有情趣。她解除了婚约,进入燕京大学继续求学。而她自己选择的丈夫吴毓骧,是一个有a lot of fun的男人。这个毕业于麻省理工的男子作风洋派,据说当年家里安排他相亲,他拿出三百块钱给对方,让她随便上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女子买回来一堆花布和胭脂粉盒,于是,他回断了这门亲事,说:"我怎么能讨这样的女人。"而在追求郭婉莹的时候,他甚至偷走了郭婉莹的照片。一个有趣的男人和一个有趣的女人,看起来真是志同道合。

爱与生活

婚后的两年可能是郭婉莹一生中最美满的时光了,她年轻貌美,拥有一个漂亮的客厅和幸福的家,拥有自己心仪的爱人,所有少女时代的心愿全部成了美满的现实。到1936年,她还和好朋友张海伦一起,开了一个"锦霓时装沙龙",她们的理想是做出合适中国妇女的现代美服,走出一条特别的时尚路线。

对于郭家和吴家的小孩子们来说,去郭婉莹家里玩就等同于过节。晚辈们回忆起都说:"那时候他们这一家人,都那样好看,那样体面,那样幸福,家里那么温馨,家居那么漂亮,客厅里的圣诞树那么大,福州厨子的菜烧得那么地道,真的像是好莱坞电影里才有的十全十美。"

但是好莱坞的电影总是会走出一种波波折折的剧情,不是先抑后扬,就是先扬后抑。郭婉莹的丈夫吴毓骧,的确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会为郭婉莹拉开椅子;一起出门的时候会为郭婉莹拉开大门;一起去跳舞的时候,舞厅里要是只有一个座位,他会让郭婉莹坐下;不过当郭婉莹难产,在医院两天生不下孩子的时候,他还是去俱乐部打牌到深夜,而不肯陪在医院里。这是一个会让女人非常高兴、但不会对女人负起全部责任的男人。

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个晚上,郭婉莹在一个年轻风流的寡妇家里,找到了自己的丈夫。没有人知道郭婉莹是怎样发现丈夫秘密的,也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的郭婉莹,到底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伤心、屈辱还是愤怒?连她的两个孩子也不知道,因为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这件事。她很少说到自己的爱情,很少说到自己的丈夫,就是在她的回忆录里,她也只是简单地写道:"1934年,我嫁给了YHW。"

妈咪就是波丽安娜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郭婉莹会读一本著名的美国儿童小说《波丽安娜》给他们听。波丽安娜是一个失去父母的、脸上长着雀斑的11岁小女孩,她总能把不幸的事情经过自己的阐释,转化成高兴的事情,总相信乌云过后有晴空。

1998年的秋天,郭婉莹去世以后,替郭婉莹写传记的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和郭婉莹的一双儿女聊到郭婉莹的事,女儿静姝回忆说:"从前她告诉我,她在法国公园门口卖咸蛋,她能找出来什么蛋的蛋黄煮熟了一定有油。那时候是我们刚刚被扫地出门,根本没人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还要发生的时候。她老是抬着自己的下巴,很神气地说这些别的资本家也许会觉得过不去了的事。照我看来,那就是波丽安娜的样子。"

郭婉莹从来没有跟孩子们说自己遇到过多少可怕的事,她没有说过自己劳改洗厕所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没有说过去监狱辨认丈夫尸体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也没有说过自己在"文革"被批斗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有一次,她偶尔对静姝说到自己在农场挖河泥的事:"我总是对没见过的事抱着很大的好奇心,当时我已经60岁,没有力气下去挖河泥了,于是被安排去为工人们烧开水。突然我感到火灭了,我马上把头伸进去,想看看到底怎么了。这时从烟囱里吹下风来,炉里的柴突然燃烧起来。我的脸上立刻遍布黑灰,半边的头发和眼睫毛被烧掉了。"

她说这些的时候,并不是诉苦,而是带着一种骄傲。好像是说:"你看,我还做过这些事。我是能干的。"这就是郭婉莹,孩子们跟着她,永远是从光明的角度去了解苦难,永远看到的是一个积极的妈咪。后来,有外国人问起她的那些劳改岁月,她优雅地挺直脊背和脖子,说:"那些劳动,有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

收下生活给我的一切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郭婉莹的经历已经成为外界眼中的传奇。有记者找到她,那时她白发苍苍,独自住在一条上海的大弄堂里,与邻居合用厨房和卫生间,替学生们补习英文。香港记者报道说,上海的郭家小姐住在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无法自己养活自己,靠海外的亲友资助。郭婉莹为此非常愤怒,她说自己虽然只有一间房间,但绝不只有几平米。自己虽然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和首饰,美金和金条也早已经没有了,但自己从来不靠美国的亲友帮助。

郭婉莹从来是喜欢独立的,她在任何时候都不喜欢要求别人来帮忙。一直到去世,她都是一个自理的老太太,每天去市场买东西,太阳好的时候会出去散步。她永远优雅而精致,在曾经艰难的生活里,依然可以找到许多好玩的事情,让孩子们觉得母亲还和以前一样沉稳美丽,没什么变化;在晚年接待客人时,她会穿戴整齐为自己化妆,说这是对人最起码的礼貌。

在郭婉莹的生命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她或者打倒她吧,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如果生活真的给我什么,那么,我就收下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