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的现状 蒋多多答卷的发人深省之处

19岁的河南女孩蒋多多,为了“抗议”高考制度,在参加今年高考时故意答题违规。为此,在考试中,她除了使用双色笔外,还在试卷所有空隙里,都写满了自己的想法。为使各科考分一次性都为零,她又在每张试卷的明显位置写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结果这位学习本来不错的少女,高考总分只有114分,其中“文综”科目被判为零分。现在,她陷入了“走投无路,不敢回家”的境地。

6月23日晚，班主任老师打电话到她家里，蒋多多的母亲接了电话，问是不是让去看成绩，班主任说不是，母亲问出了什么事情，老师说让蒋多多第二天到学校去一趟。蒋多多最初的愿望没能实现，她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恳求老师给她指条路，但老师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在06年高考中，南阳市八中高三学生蒋多多在所有科目考卷的答题区都写满了对教育制度的“抗议”，她还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到密封线外，所有试卷用双色笔来写。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各科成绩为零，自己写在试卷上的观点引起社会重视，并最终因其中一科得零分而被媒体称为“零分女生”。这位曾经的好学生，是怎样“叛逆”学习轨道，走上违规过程的?

　　成为名人的烦恼与悲哀

　　7月8日，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蒋庄村。

　　雨后的田野湿漉漉的，踩上去，露出一行深深的脚印。蒋多多和母亲蹲在芝麻地里，吃力地薅草，被疯长的麦苗和野草淹没的芝麻苗，在她薅过的地方逐渐露出身影。上午9时的阳光炙热。阳光下，她满头大汗，两手泥浆。

　　“再不把麦苗和野草除去，就要撂荒了!”在一旁的蒋多多的母亲无奈地说。

　　蒋多多家有15亩地，父亲是位保险业务员，每天早出晚归跑业务，无暇顾及田地。地里的收入只能供应一个孩子上学，他要努力挣钱，来供应另外两个孩子的学费。家里能下地的，只有她和母亲。“这几天，我们刚一下地，就有记者找到田头，地里早该干的活儿一点都没干。”多多的母亲说。

　　在乡亲眼里，19岁的蒋多多已经成为村里的名人。这个只有150多人的小村庄，因为多多的“叛逆”，每天都会有三四拨的记者前来光顾。但对于蒋多多来说，她并不在乎名人的虚名，她在乎的是她的思想能否得到表达。

最初说出自己思想的时候，她的感觉是“特别痛快，因为以前自己的意见和思想没人听，现在全部说出来了”，但随后在各种镜头面前，她已经开始有点不适应。“每个人来都要问我相同的话题，每天我都要重复好几遍，过去每天只说20句话，现在把几年的话都说完了。我现在特别烦。”蒋多多多少有点无奈地说。

　　除了媒体的关注以外，还有来自当地社会各界的关注。多多的学校和南阳市相关部门给她送来了不少的图书和作业本，她收下了。而卧龙区教体局、妇联、王村乡政府给她送来的两件衣服和500元钱，她哭着说什么都不愿意收，被硬留下以后，她逼着母亲让已经走出很远的乡政府的人冒雨回来，把钱拿走。

“如果是精神上的鼓励，我非常乐意接受，并且心存感激；但物质上的帮助，特别是直接送钱，让人以为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贪图名利，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不会接受。”蒋多多说。

　　对于自己的考试违规事件和媒体的关注，蒋多多认为对她来说是一个悲哀。“我的初衷是想通过考试违规引起相关部门和社会对高考的重视，让他们主动下来调查情况，但我最初的愿望没有实现，现在以媒体的方式引起被动关注，我感到挺悲哀的!”蒋多多说。

蒋多多的“抗议”,不是从个人得失出发,“挑战”的是高考制度,颇有些舍生取义的悲壮色彩。但我们认为,这种形式和做法是不可取的。且不说对她本人而言,可能要付出前途的代价——如果我们遵从主流意识,把高考成功视作前途的话;即使对社会,也只是增添了一时间的谈资而已,概因为解决教育制度长久以来形成的积弊,欠缺的并不是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就可以引发。

在蒋多多之前,各种包括理性与极端在内的质疑已经比比皆是。尽管如此,这位尚未走上社会的少女的“抗议”,仍有发人深省之处。

首先,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对待制度或规则的态度问题。我们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尊重和遵守。作为一种人才遴选制度,高考还存在许多弊端是无疑的,但至少在目前,这还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制度、一种利大于弊的制度、一种无可替代的制度。退一步说,即便有了替代品,也未必就一定十全十美。

我们一些人喜欢赞美国外的同类制度,他们那些就无懈可击吗?也不是,主要还是由国情来决定。我们不认为蒋多多“想法又怪又傻”,应当承认她对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个性较强,但她毕竟走进了高考考场、摊开了高考试卷。我们正在大力建设法治社会,法治践行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尊重普通人的生活,而这又必然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在行为处事上尊重规则。

其次,是围着高考指挥棒团团转的学校的态度问题。我们看到,几乎全国所有的学校,对高考准备过程的氛围莫不渲染得过于凝重。蒋多多说,她们那里“特别是高二时,老师规定学生饭后多长时间内必须进教室,而且每节自习课都在班上‘监视’,一点自由都没有,就像囚犯。不想学还要装着学,怕老师批评”。

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GDP数字是对发展的一个量化指标,其本身并无可褒可贬之处,但是一些地方对GDP追求的不择手段,惟此是从,才导致GDP仿佛成了“过街老鼠”。学校在对待高考的态度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如同蒋多多所说,“学校只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所谓专家们还是不要不经考虑就说蒋多多心理出了毛病,还是先从疗治学校的“心理”入手吧!

值得我们忧虑的,是支撑蒋多多此举的动机:解决问题必须采用极端的处理方式。在她看来,故意答题违规,“只有每张卷子都被判为零分,才能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未出校门的蒋多多,似乎已然“洞悉”了社会的一些“潜规则”——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是什么刺激,令年纪轻轻的蒋多多对此笃信不疑?“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因为人人有不同天赋,老师只有发现学生的兴趣,把他的兴趣发掘出来……”看得出,蒋多多对待教育是颇有些识见的。当她试图把积闷通过高考试卷发泄出来之时,她办到了。但她在这一“抗议”之举中最后究竟能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值得我们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