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火青简历 黄火青:在重大的历史关头

黄火青是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下面,仅记述黄火青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几个侧面,以纪念这位世纪老人。

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外交官"

黄火青是湖北枣阳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被党选派到苏联学习军事,1930年回国参加土地革命战争,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工农红军学校教育长、第一步兵学校又称彭杨学校政委等职务。1933年11月,黄火青受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委派,赴福建开展对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

原来,第十九路军于1932年初在上海抗击日军后,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参加反共内战。十九路军官兵不愿意参加反共内战,作战连连失利。蒋介石公开斥责蔡廷锴"剿共"不力,要追究其军事责任。在红军的打击和蒋介石的威逼面前,总指挥蔡廷锴认识到反共没有出路,遂决定采取联共反蒋政策,派代表前往红军驻地进行停战谈判。

1933年10月中旬,蔡廷锴所派全权代表、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一行抵达瑞金,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接见。

苏维埃政府派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同徐名鸿等进行具体商谈。经谈判,双方于10月26日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决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商品贸易,福建省政府立即释放关押的政治犯,赞同福建境内一切革命组织的活动,并决定双方互派全权代表。苏维埃政府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火青化名黄一青为秘书,开展对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

黄火青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时,正害恶性疟疾发高烧。因任务紧急,被派人用担架从第一步兵学校所在地九堡抬到瑞金接受任务。但因病耽误了几天,潘汉年已先行出发,于是黄火青病好后单独奔赴福州。临行前,中共中央秘书局负责人邓颖超向黄交待了电报的密码和密写通讯技术等问题。

黄火青从瑞金出发,经厦门乘船到达福州,与潘汉年一同住在十九路军的总部里。这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没宣布成立。黄火青将了解到的福州时局变化,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11月20日,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在福州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公开宣布反蒋。

不久,中央回电让派一个人返根据地汇报情况,潘汉年便派黄火青返回瑞金。黄火青向中央汇报了福建的情况后,又被委任为苏维埃中央政府驻福建人民政府龙漳省领事,到漳州赴任。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在当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未能抓住时机加强与十九路军合作,结果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压迫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失败,党领导的中央苏区也随之遭到蒋介石更大规模的"围剿"。在十九路军败退之前,黄火青在漳州妥善处理了善后,并搞到一批枪支、地图安全返回瑞金,完成了这次赴闽的"外交"任务。

受少数民族拥戴的"黄主任"

黄火青由福建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被任命为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红九军团参加长征,担负着掩护中央机关的重任。在当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挥下,红军遭到重大损失,红九军团由出发时的四千多人锐减到一千多人。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红九军团在湄漳一带驻扎,警戒遵义。遵义会议后,红九军团按照中央的精神进行了整编,黄火青继续担任政治部主任,并领导政治部健全了各团政治机关,在驻地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全军上下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取得了战略主动权。红九军团从湄漳出发,西进习水、土城,一天行军120里,机动能力大大增强。3月下旬,中央决定南渡乌江,命令九军团前进到枫香坝一带虚张声势,迷惑敌人,掩护中央过江。

九军团脱离主力单独行动后,在一个叫做"老母坑"的地方与优势敌军王家烈部发生激战,打垮敌人5个团,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枪千余枝。经过这场对于九军团生死攸关的战斗,部队进入黔西北苗族聚居地区,连续智取长岩和飘儿井,向群众进行宣传,又扩军三百余人。

1935年4月中旬,红九军团经过滇黔边界最险要的七星崖,在猫场与敌遭遇;尔后又相继占领宣威、东川,开展打土豪和宣传活动。饱受土豪劣绅欺压的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在东川驻扎三天,竟有一千五百余人来参军。5月,部队到达四川南部大凉山彝族地区。

红军总部先头部队刘伯承参谋长经过该地区时,曾与彝族头人歃血结盟,顺利通过该地区。红九军团按中央的指示,也注意与彝族兄弟搞好团结,送给头人许多礼物。在从大桥镇通往安顺场沿途路上,彝族头人护送部队前进,这样红九军团也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

经过近两个月的单独行动,到5月中旬,红九军团在西昌附近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在这一期间,红九军团胜利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扩大了队伍,沿途向群众进行了宣传发动,还筹集不少款项支援了中央。

抵制张国焘的分裂路线

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后,与先期抵达这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兵力达到10万人,实力显著增强。不久,红九军团改编为红三十二军,被编入左路军,准备按中央统一部署北上。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北上抗日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

但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蓄意制造分裂,竟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南下川康边,另立伪"中央"。在此情况下,红军广大指战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黄火青以自己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的敏感性,认识到张国焘反对中央、制造分裂是极为错误的,因此对张的行径予以抵制,他"还亲自找人编了一本歌颂毛主席、党中央路线、颂扬红军的英雄业绩、要求北上抗日的材料,发到连队组织指战员学习,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黄火青还到各团了解情况,掌握部队的动态。不久,张国焘向红三十二军派来一批政工人员。在无法扭转大局的情况下,黄火青只好在组织上服从,行动上消极抵制。

黄火青对南下路线的消极抵制引起张国焘的不满,不久将他调离三十二军,并很长时间不给安排工作。黄火青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由于生活环境恶劣,加之心情不好,患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连续几天发高烧、便血,生命垂危。傅连璋医生听说了,赶去看望并给喂了些药,才使黄火青保住了性命。

张国焘率部南下后,作战连连失败,部队从南下之初的8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1936年6月,在中共中央的一再严厉批评和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下,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了伪"中央",同意北上。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两年的长征。后来,当黄火青抵达延安时,毛泽东见到黄火青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黄火青是不反中央的。

西路军西征新疆的向导

长征结束后,黄火青按照当时组织的统一安排,随部队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西进作战。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遭到红军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主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离开部队返回陕甘苏区,余部加上伤病员两千余人分成左中右三个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深入祁连山打游击。

黄火青随着西路军工委直接领导的左支队,沿着祁连山向西行动。

黄火青手里有一幅甘肃省地图,李先念又将自己的指南针交给他,让他和曾传六负责为左支队作向导。于是,他们俩率几个人每天比大队伍先行两三个小时,在路上画出前进箭头,用树枝堵住不走的岔路,引导队伍前进。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黄火青、曾传六等先行队伍翻过一座山岗,只见另一座横亘百里的大雪山挡住了去路。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藏族牧马人询问,虽语言不通,但从手势和发音上可判断出这里是几条河流的发源地,向东流淌的河流进入青海,向西流淌的是疏勒河。

从地图上看,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流入新疆,由此判断沿疏勒河顺流而下,就可走出甘肃,进入新疆。经工委研究,决定沿疏勒河西进。又走了几天绕过大雪山,部队到达石包城,工委给中央发电报,电告左支队还有九百余人,准备进入新疆。中央回电同意,并指示要走北路进疆。

由石包城向西前进,要经过安西县城。根据侦察,城里只有四十多个敌人,工委决定打下这座县城,以稍事休整。可是战斗打响后,遭到敌人顽强反击。原来在头一天夜里敌人刚刚开进去一个营。不得已只好放弃攻城。第二天,敌人向我军反攻,我军边打边撤。这一仗,由于支队长途跋涉,疲劳已极,在敌人强大火力攻击下遭到很大损失。几天后,在红柳园子附近又遭到敌人追击,左支队再次受到损失。

在抗日战争期间,黄火青受中央委派,在新疆开展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1940年奉调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期间出关,任冀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

稳定天津的局势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接着,我军发动平津战役。为迎接天津解放,1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黄克诚、黄敬、黄火青等9人组成中共天津市委领导机构,准备接管天津。其中,黄克诚为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敬为市委副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黄火青为市委副书记兼市委组织部部长。

1949年1月15日,我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当天傍晚,黄火青等市委领导便踏着硝烟,率领接收的干部队伍抵达市内,统一领导全市的接管工作。

天津是华北的经济中心,工商业比较集中。但在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长期统治,经济萎缩,私营工业几乎全部停工,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面对这样一个破烂摊子,进城后能不能站住脚并建设好这座大城市,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场严峻考验。

恢复生产,是进城后黄火青和市委领导最为重视的一项工作。天津解放后,原国民党所属的企业,如电业、电讯、公用局包括电车、汽车、自来水等、纺织、炼钢、航务、煤矿等共115个企业,全部为我方接收,变为全民企业。

这些企业共有职工五万多人,控制着天津的经济命脉。为使这些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市委于2月9日召开有各区委书记参加的会议。黄火青在会上听取了汇报后,对各区下一段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他指出:目前要做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复工复业。

要解决复工复业的问题,必须搞好调查研究,把企业情况搞清楚,作为我们工作的底本。并提出,在私营企业中,不宜马上解决过度剥削问题。有些资本家不开工,宁愿用存货养活一部分工人,把其余的工人辞退,而"我们的目的在于工人不失业,只望资本家不开除工人 ,照旧工作,虽然有些苛刻的劳动条件,但过去一向如此也过来了,马上提出条件反而更糟,剥削总比没有饭吃还强"。

他还提出,关于税收,我们如果不收税,资本家"反而害怕,他不知道我们要收多少",在一下子制定不出新的税收标准的情况下,"反不如照旧章行事。

"这次会议,结合当时的实际,解决了部分领导干部中对一些政策的理解问题,进一步推动复工复业工作的开展。

生产逐步恢复后,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问题逐渐突出起来。在解放之初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地对待资本家的剥削,处理好劳资矛盾,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黄火青经过调查研究,于1949年3月18日召集市私营企业委员会会议,重点研究私营企业中存在的劳资关系等问题。

他在会议上针对有些厂出现资方不敢管理工人的现象指出,"这样对工人是不利的。所谓劳资两利,是让开工后对工人更有利。繁荣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于国家是有利的。

只要生产于国计民生有利皆可让其发展"。对"私营企业不怕其发达,因为今天人民掌握政权,将来可随时接收其财产为国有。"黄火青的这些讲话,从实际出发,针对性强,对稳定当时天津的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10日,刘少奇受中央的委托到天津视察工作。刘少奇这次到天津停留了一个多月,召开了各种座谈会,了解情况,结合天津实际指导市委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在天津市委会议上,肯定了天津的接管工作很有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并指出,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当前的任务就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他还强调要把工会组织好,要把最强的干部派去搞工会工作。

工人们的"黄主席"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中共天津市委加强了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决定由黄火青兼任市总工会主席,不再兼任组织部长,并从全市抽调了几百名干部包括一些区委书记充实到市总工会和各行业工会中去,加强全市各级工会的工作。

当时工会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为工人谋福利,而是包括工人的生产、生活、处理劳资关系、在私营企业中开展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代表市委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的总机关。搞工会工作之初,黄火青对工厂、工人并不很熟悉。

他以多年在战争和地方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从调查研究入手,一切从头学起。他经常深入工厂,了解各种产品的生产工序。为了多了解实际情况,他常常在节假日把工人代表请到自己的家中,或随便聊天,或同他们一起抓扑克。

时间长了,工人们到他家也就毫无拘束,有时赶上吃饭时间就一起吃饭。后来黄火青主持市委全面工作,因工作需要搬到了市委领导宿舍。这里离干部俱乐部很近,有时工人代表在俱乐部搞联欢,晚了回不去,就干脆住到"黄主席"家里。

早上醒来,只见沙发上、地毯上睡满了人。为了使工人们进出方便,黄火青指示秘书把自己家门前的警卫撤了,换成一位老工人搞收发。由于黄火青经常和工人接触,工人和他关系融洽,有话愿意和他说。这样,他就能随时了解工厂和工人们的情况,做起工作来有的放矢,工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工会成了工人利益的真正代表。

黄火青在担任总工会主席和后来的工作中,为天津市的工人阶级办了许多实事。解放之初,工人在政治上翻了身,但生活上还有很大困难,尤其是居住和休息问题十分突出。为解决工人们的困难,黄敬、黄火青等经过研究,决定在王串场、中山门、西南楼修建三片工人住宅区;在南开原来窑地大坑一带建设水上公园。

当时正好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工作,黄敬、黄火青还陪同视察了现场,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这些项目建成后,极大地改善了工人们的居住条件,水上公园也成为广大工人和市民的娱乐休息场所。

为了解决工人的疗养问题,黄火青亲自筹划建立了北戴河劳模休养所和另外三座疗养院。为活跃工人的文化生活,还在市内修建了两座工人文化宫。其中,在中山门工人区建设的第二工人文化宫,黄火青亲自审查图纸,将其平面图形确定为"工"字形。

文化宫建成后,一楼大礼堂可容纳2500余人,二楼是藏书几十万册、可供500余人阅览的图书馆,三楼是可容纳1000余人的游艺室,从而大大丰富了工人们的业余生活。

有了文化娱乐场所,总工会就组织工人开展歌咏比赛,大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演出,让工人自编自演反映新旧社会对比的剧目,歌颂新生活。其中反映天津铁路货场工人生活的话剧《六号门》上演后,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曾到全国各地去演出,后来还改编成京剧和电影。

几十年过去了,原来建筑的简易住宅,如今已为更好的宿舍大楼所代替,但也有一些建筑经过改进或扩建,今天仍然是天津人民休息娱乐的好场所。

黄火青在工会和以后的工作中,十分重视工人的文化教育。他安排工会宣传部通过市教育局利用中小学校办工人夜校,由工会出面请教员讲课,使全市夜校学员发展到几万人。为使更多的工人能受到大学教育,黄火青又亲自与市委高教部协商,在本市各大学里设置了文化辅导班,许多工人得以进入大学学习,从而造就了一大批工人出身的人才。

军工服装厂工人 、劳模李兆珍在黄火青的关怀下不仅参加了夜校,学完了初中和高中的课程,还考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

1949年5月,黄克诚奉调南下,黄敬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52年10月,黄敬调北京工作,黄火青代理市委书记,不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1956年成立书记处后任市委第一书记。这时黄火青虽不再兼任工会主席了,但他仍然关注工会工作,工人们仍然亲切地称他为"黄主席"。

作为一个世纪老人,黄火青的一生同伟大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99年11月9日,黄火青同志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