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事件 英若诚年轻 解密英达父亲英若诚戏外人生:多年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对此,著名专栏作者王佩曾对中、英文版本做了比较,指出:"有些书仅读中译本是不够的。"为此,我找到英文版本,查看这本书的英文版及一些资料,上面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也为我们拼接出英若诚"戏"外的人生,还原出在时代大背景下一个知识分子真实的心路历程。

对照英文版的《Voices Carry》,我们会发现在前言中有一部分即"What to Put In and What to Leave Out"在中文版中是漏译的。这部分内容披露,情报搜集工作贯穿了英若诚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殊工作,在那个特殊年代,他得以无顾虑地在家接待外宾,也因之受到政府的厚待,能得到普通市民很难得到的食品。然而,接待外宾的当晚他和妻子吴世良会将获得的信息写成长长的报告,装进写着"wuying"(音)的档案袋里上交。

这部分也披露了著名的清华"间谍"案。康开丽写道:"在清华,英若诚夫妇已经和美国受到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的讲师(Fulbright scholar-lectur-ers)Allyn 和Adele Rickett 成为好朋友。1950年安全部门到清华大学宿舍里找了英和吴,警告他们Rickett夫妇是间谍,让他们协助搜集这两名美国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随后,这对外国夫妇入狱。"

这对美国夫妇出狱回国后曾写回忆录《Prisoners of Liberation》(《解放之囚》,又名《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Allyn Rickett(李克)当时看到拘捕证思考哪些地方露了马脚时,曾回忆到1951年6月和7月他的"清华最好的一个联系人"的两次拜访,而这两次拜访让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感到忐忑不安。

虽然李克没指明这位老朋友是谁,(在这本书的《序》中,李克夫妇说:"由于我们不愿使任何清白无辜的人为难,所以决定在整本书中,除两个和我们押在一起的美国人外,一律都用化名代替。")但从其是"清华老学生"、"父亲在台湾,是一个国民党官员"、"新出生了小女孩"等信息中不难得出印证:李克夫妇的这个老朋友其实就是英若诚。

在《Voices Carry》的"前言"中,英若诚向康开丽坦陈不愿在传记中讲自己做情报搜集的工作。从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水流云在》中对有些事情的讲述闪烁其词和只言片语。

英若诚曾解释说,"担心这样会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之中",他"不希望自己的回忆录造成麻烦,尤其不能影响到英氏家族"。他儿子英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也曾说,"我父亲一生有保密的习惯","很多话题在当时是很危险的"。

在《水流云在》中,英若诚也曾说:"我生病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我们家族的历史及我对家族历史应有的责任。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看得出,除了怕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中,对家族伟业与精神的保护与传承也成为他所要考虑的。

我们很难想象把自己的好朋友当作间谍报告给上级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在《水流云在》中,英若诚曾反思道:"我费这么大劲儿,冒这么大风险图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得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分析,但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

正如徐晓在回忆那个时代时所说的:"在忠诚与背叛成为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随时都要面临考验的社会里,对其中任何人的不怀疑又是理性不允许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英若诚也不例外。

当然,除了出于"保护自己"这种本能,做情报搜集工作的原因,恐怕还与他的信仰有关。英若诚曾说:"西方普通读者怎么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中国年轻人的心理?他们怎么会明白我是多么心甘情愿为新政权服务?"

历经过日本侵华战争的知识分子,其内心深处,都涌动着强大的家国情怀。为了祖国的强大与光荣,这些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其最珍视的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不论是英若诚,还是何炳棣,甚至是唐德刚,这些抗战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家国情怀。

康开丽也曾说,英若诚做情报搜集工作及"文革"后本可以离开而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他热爱这片土地,这个他的祖父帮助建设、他的父亲被迫流亡的地方。她还说英若诚夫妇一直渴望加入共产党,但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而被拒,直到1979年他们才得以加入,据他儿子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英达在接受专访时也曾表达过其父曾为过去的信仰说假话。英达说:"他在这本书里还在为他认为值得维护的东西说假话,比如他说监狱里不打人,顶多就是罚跪。但是他的难友们跟我提到过,我父亲挨过很重的打,多数还是为别人。有些刑罚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一路走来,英若诚在困惑中小心地规避着时代的厄运,也深刻地认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

在"戏"中,英若诚淡去了所有的灰暗,努力为我们展现其生命的华彩。然而,逃避了社会现实并不等于逃避了内心的现实,晚年的英若诚,在医院病得糊涂时还常说一些极具政治色彩的话。康开丽在"后记"中曾记述道:"英若诚有时把医生们当作外国间谍,当英达进病房时,他就会说:‘唉,你来救我了——他们都是间谍。我跑不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英若诚讲述的在监狱里的一个细节:犯人在监狱里要取下腰带,"以免他们企图逃跑"。他还解释说,"缅裆裤没有腰带绑着,整条裤子就会滑落到脚镣上。所以犯人都得提着裤子,要逃跑很困难,也很伤一个人的体面和尊严。"可见政治运动对他心灵的伤害。

徐晓在《半生为人》中也讲述过一个相似的细节:她的一个在"文革"中坐过三年牢的朋友,晚年在病榻上出现幻觉,不停喊叫:"别让警察来抓我!"

时光走过,看似了无痕迹,实则铭心刻骨。正如徐晓所说,"只要他有一双能够凝视自己内心的眼睛,有一颗能够感受良知的心灵,他就不可能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这一代人即便走得出历史废墟,也走不出心灵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