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和平父亲朱德之孙朱援朝简历朱和平的哥哥及朱和平的父亲

2018-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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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其中,朱新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而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则在1983年9月"严打"期间,以"流氓罪"被枪决了,死时年仅25岁.康(克清)妈妈笑着说:"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爹爹喜欢孩子."2011年12月1日,是朱德诞辰125周年.此前,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夫人.年过八旬的赵力平老人,一直忙于大型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在她位于北京玉泉路一个普通公寓楼的住宅里,她和朱德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

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其中,朱新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而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则在1983年9月"严打"期间,以"流氓罪"被枪决了,死时年仅25岁。

康(克清)妈妈笑着说:"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爹爹喜欢孩子。"

2011年12月1日,是朱德诞辰125周年。

此前,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夫人、年过八旬的赵力平老人,一直忙于大型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在她位于北京玉泉路一个普通公寓楼的住宅里,她和朱德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袁存建见了面,两位老人高兴得拥抱起来。

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4年经组织介绍,在贺龙的撮合下,三张铺板一拼,与朱琦结婚。解放后,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1988年离休。

1997年刑法修订,"流氓罪"被删除。很多人为朱国华打抱不平。对此,赵力平女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周海滨的专访时,坦然做了回应。

赵力平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意。由于烽火战乱,他一生先后有过4 位妻子。

我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是在昆明认识的。肖妈妈的爸爸在昆明有个货栈。爹爹从上海到云南陆军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

养病期间,爹爹总是每天早起扫院子、挑水,特别勤劳。肖家父母一看,这么好的人呐,爱劳动,还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爹爹和肖妈妈就这么在一起了。

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那就是我的丈夫朱琦。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妇女病,数月后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为他取小名"保柱"。

朱琦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了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一名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

朱琦很小的时候,陈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人说他1917年出生,有人说1919年出生,他自己也说不清。陈妈妈对他就像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好。爹爹很感激陈妈妈把朱琦养大成人。

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他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我上泸州去过两次,陈妈妈祖上的房子还在,结婚的床、结婚的东西还在。

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15岁参加革命,17岁上井冈山投奔红军,领导妇女闹革命,泼辣能干。1929年,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部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

就在休整期间,经过贺子珍和曾志的介绍,爹爹和康妈妈结婚了。尼姆·威尔斯曾写道,在延安采访时,她与朱总司令夫妇和周恩来一起吃饭时,见康克清顽皮地敲着朱德的手臂,而这位红军总司令也微笑地看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

拒绝了组织介绍的对象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要是暴露了身份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朱琦1938年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

毕业后,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让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了,甲等残废,也不能打仗了,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组织调查,还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我1926年出生,老家是河北定县大定村。我父亲赵鸿儒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大哥赵士珍、二哥赵士斌也都参加了革命。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我们校部有一队二队,我在二队。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头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当时也没介绍他是谁。人家看我,我没看他。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

第二天,顾玉玲指导员问我说:"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我说:"上次那人啊?我没看他呢。"指导员告诉我那是谁,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说:"我现在多大呀,18岁,太小了,不行。我们那有风俗,找对象得通过父母,父母不同意还不能结婚。"当时我一直没同意。

后来我问我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你说,指导员给我介绍对象,是总司令的儿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说:"那么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们都反对。

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了。我从女生大队调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队列科当参谋,负责统计工作,归朱琦领导。我工作上向他汇报。天天见面,那时我还是坚决不同意。

有一次,他说:"咱们两个怎么样啊?组织跟你谈了吗?"我说:"谈了,不怎么样。你们家官太大了,我们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其实,我对他的印象还行,比较热情,也挺客气的。

贺龙"逼婚"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师司令部,他当通讯科科长,我是文书科参谋。

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谈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啊。贺龙和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没事吃了饭就说,小赵出去遛遛吧,遛遛就问我想好了没有。

有一次,贺龙跟我谈话说:"咱们快进张家口了,小赵,你们两个的事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进张家口了,不结也得结,结也得结。同意不同意?什么时候结?"他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

说完,贺龙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

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进了张家口,我们照了结婚照,朱琦给他爸爸一张,我送给舅舅一张。解放后,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发现都没有人了,肖妈妈的亲弟兄、孙子辈都没有了。

大约一年后,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爹爹和康妈妈。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

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

康妈妈还笑着说:"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爹爹喜欢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于怕引起他们伤心,我们没有告诉两位老人。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先当练习生,后来又当火车司炉,三年后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

孩子们被送进中南海

1949年天津解放,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随后成立,我担任组织科科长。1957年,干部支援文教系统,我被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一直做了17年。

那时候让你上哪,你从来不会说我不愿去,让你去你就去。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50年没动过工作,也不敢要求调动。我想调也不敢说。我爱人在北京,我在天津,这么来回跑,又辛苦。我星期六晚上十点了回北京家里,休一天,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他在铁路,我坐火车不要钱,就这点方便。有时候星期天晚上回来,有时候星期一早上六点坐火车回来。

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

从司炉干起,朱琦一直到"文革"前夕,才当上北京铁路局车辆处的处长。

1950年,我又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攻占了汉城。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爹爹和康妈妈一再要帮我们带孩子。我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双方已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爹爹为他取名"和平"。

和平刚8个月,就被送进了中南海。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我们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

爹爹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生活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

如此一来,孙子、外孙、侄孙们聚在一起,有十五六人了。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

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一级工资,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也就是400多元。

在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外,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朱琦病逝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

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在家休养。

1974 年6月的一个周一,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我赶回家,他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朱琦走时,只有50多岁。

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爹爹。

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看到爹爹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客厅,我忍不住就哭出了声。爹爹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