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冤案 陈邦本:饶漱石政治秘书谈饶漱石; “‘高饶反党联盟’才是第一冤案”
读了《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上《知情者谈饶漱石》一文,想起早年见饶漱石的印象和艾丁晚年谈饶漱石。
艾丁是我的老领导,我与他的接触属于不疏不密的君子之交。1951年初,我由三野司令部青年干部学校结业,分配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工作,当时艾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的秘书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处长。我初到机要处办报科同副处长廖昌英的夫人吴澄波等同志,整理渡江前后华东财委、华东支前司令部等单位的电报档案;有时主管送首长批电报的老同志生病或有别的事不在,科长徐明就要我代理送批电报,面见饶漱石。
平易近人的长者
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在常德路421号(现上海警备区驻地)2号楼,饶漱石的办公室在大院西部60号。我送请饶漱石签批电报时先经60号警卫室说明情况,由警卫用电话同艾秘书联系,经许可,由警卫带进60号2楼饶政委(当时对饶,都称饶政委)办公室,这是一个大套间,进门是艾秘书办公室,里屋才是饶的办公室。
我记得,那年5月初次去送批电报,艾处长见我进门,忙从办公桌旁站起身笑脸相迎,说:“今天是你送报,叫什么名字?”我一面回答,一面打开皮包将夹电报的讲义夹拿出来。
他嘱我将皮包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转身引我进里屋,迎面看见身材魁梧,略显微胖的四方脸,浓眉大眼,身着浅灰色大翻领短袖香港衫的饶漱石,右手食指夹着八角形铅笔,正站在办公室中央。
艾处长向他介绍,机要处小陈送批电报。我连忙恭敬地喊:“饶政委,您好,一份发报请审批。”迅速将夹电报的讲义夹送上去。饶接过讲义夹,向我瞄了一眼说:“新来的。”艾处长代我回答说:“年初,我们两个机要处(指华东局机要处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从南京青年干校要来了一批小青年。
”饶点点应声“噢,你们的校长是周骏鸣吧(周骏鸣,时任第三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三野司令部青年干部学校校长)。”转身向办公桌走去。
我回答“是的”,跟他走到写字台旁,见宽大的写字台上放着两部电话机,桌子中央摊着白底红格子竖写的文稿纸,稿纸上端和右边写满铅笔字。看来他正在修改文稿。他在办公桌后椅子坐定,翻开讲义夹看电报。
艾处长示意要我到门左侧的沙发上坐下,他自己去外屋了。我坐的长沙发面对办公桌,左侧有把单人沙发,在其背后靠窗墙角有个衣帽架。抬头望去,写字台前侧紧靠东墙有两把椅子;写字台背后和靠西墙各有两个书橱。整个办公室约二三十平方米,陈设简朴,除了地上铺有地毯之外,与普通办公室并无区别。
我正在欣赏着首长办公室景物,见饶在电报稿上签字后,将讲义夹合上,我连忙走过去接过来。他把讲义夹递给我时说:“你们办公室就在院子里,送批电报还是装在皮包里安全。”我解释说“我带皮包的,在艾处长桌子上”。饶微笑地点点头“噢”了一声。
艾丁大约听到我们的谈话声,推门进来。我向饶点头告辞。当时我参加机要工作才几个月,初次见到照片上十分威严的高级首长,比较拘谨。几次接触,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位敦厚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
“‘高饶反党联盟’才是第一冤案”
第二年,机要处搬到延安西路33号办公,我再未给饶漱石送过电报。两年后我在市委机要处从电报上得悉饶漱石调到北京工作后出事了。但“高饶事件”正式传达后没有多久,我在五原路上意外地遇见艾丁,他热情地同我打招呼,并手指身后一幢公寓楼说他就住在楼上,邀我到他家里聊天;我出于好奇,随他上楼坐了片刻,他告诉我现在在工厂工作,我问他“高饶事件”中受苦了吧,他说“还好,还好”。
他听我说市委机要处就在附近丁香花园,要我向认识的同志问好,有空时到他家里玩。
但因嗣后政治气氛关系,我们在五原路上相遇多次,相互点头问好,再未登门看望过。直至1999年春天,原华东局机要处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工作过的老同事,商议编撰反映老机要工作者足迹的纪实文学集《无形战线》,由市委机要局、档案局原局长姜文 牵头组成编委会,我为执行编委,并邀请市委老领导胡立教和当年华东局机要处处长肖光、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处长艾丁以及著名作家杜宜为顾问。
为此,我多次拜访艾丁。
有一次因一篇文稿中提及饶漱石利用陈毅同志谦让,未经常委讨论,发电报蒙骗中央,谋取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我对此写法有疑惑,专程去请教艾顾问。他听后说,这本书是反映机要员的足迹,怎么写高层争斗的是非了,这件事是个“谜”,你们不知道底细,何必跟着人家扯淡,“删去删去”。
接着,他说现有人称“潘汉年事件”是“共和国第一冤案”(这是公安部部长王芳作序的一本书名)其实“高饶反党联盟才是第一冤案”。但他说罢,马上又申明,这是随便讲讲,事关重大,还是以中央文件口径为准。我告辞时,他又关照“刚才随便说的话,勿张扬”。我感到多年政治运动改变了他年轻时精干豪爽性格,谨小慎微了。
放声痛哭,悔恨说了不实之词
几个月后,艾丁住进华东医院东楼20层病房。我去看望时,他多次向我打听是否有关于高饶案件的小道消息。2005年春天,我把书摊上购得的刊载高饶事件回忆文章摘要的《作家文摘》报,带给他。他看得非常仔细,当看到有篇文章提到饶漱石抓住时机反党,平时又善于伪装,所以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政治秘书艾丁说饶漱石是个“伪君子”。
艾丁坐在床边沙发上拿小报呆呆地反复看。过了一会儿,忽然侧过脸,呜咽地放声痛哭。我面对84岁老人悲痛表情,惊得不知所措。
沉默了几分钟,他站起身走到洗手间用毛巾揩洗了一下,重新回到座位上说,他是讲过这句话的。那是1954年饶漱石在北京被软禁后,上海凡在饶身边工作过的人,集中起来学习文件,提高觉悟,划清界线,揭发问题。
他是1953年2月离开北京,返回上海已一年多,仍被召去学习、揭发问题,而且他是这些人中在饶身边工作时间最长(6年)、最贴近(政治秘书)的,被视为知情人中的重点对象,反复启发他站在党的立场,揭发饶的反党言行。
他说,讲实在话,饶漱石平时除了工作、开会以外,就是看书看报,很少交友闲聊,哪有什么反对中央领导的反党活动。但当时面对中共中央文件,岂敢说个“不”字,实在无奈,只好说从文件中看到饶漱石进行一系列反党活动,但他在周围工作人员面前从来不露声色,都被蒙在鼓里,他“是个伪君子”。没有想到他说的“伪君子”一语竟然被写进中央文件,成为形容饶漱石人品的定语。这使他无可奈何。
艾丁说:杨尚昆曾告诉他,饶漱石在交代中则说:“我对不起艾丁,他是中央社会部派到我身边工作的,我怀疑他是来监视我的,所以我的反党活动不让他知道的。”这是饶身处逆境,所以这样说是保护我呀!我却说他是“伪君子”,每每想起此事,深感内疚。
艾丁抱病释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原委
2006年夏天,我去华东医院看望艾丁时,其夫人麦加也住在病房里,她见到我高兴地说,陈邦本你来,老艾喜欢看你写的文章(艾丁看了我在《无形战线》一书中的几篇文章后,曾夸奖我的文章有功力又生动,把机要员朱子良、侯德华以及廖昌英写得有声有色,希望有新作能借来一阅,我遵嘱凡新发表文章都给他一份),他有件事要同你说。麦加转过身对艾丁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说吧,不要把它带走了。
我听了很茫然,不知何意。艾丁让我在他右侧沙发上坐定后说:“就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以讹传讹多年了,成了个‘谜’。我来日无多了,把这件事原委告诉你,将来总有一天可以写成文章的时候,你来公诸于世吧。”我看着他恳切期待的神情,点头倾心恭听。
艾丁沉思片刻说,这件事原由是毛泽东的主意。1949年9月中旬,饶漱石从北京汇报工作回沪后,在办公室向陈毅同志通报情况时,讲到中央要求将华东军政委员会组成人选于10月底上报。关于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毛泽东同志说,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原则上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考虑到华东沿海军事任务繁重,他说已同你商议过要我兼任。不过我认为既然其他大区均由司令员担任,华东还是由你担任,乃“顺理而成章之谓”。
陈毅同志马上回答说,这件事主席早在与你谈话之前,同我商议过。主席考虑是周全的,这是从实际出发,如果照常例办,他用不着同我、同你个别交谈了。
饶坚持说,我认为还是你出任为妥,请你再考虑一下。接着,饶谈了副主席人选的设想,陈毅同志表示赞同。最后,饶说待刘晓(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和胡立教、潘汉年把军政委员会委员名单拟就后,一起提交华东局常委会讨论。陈毅同志点头赞同。
大约10月初,刘晓拿来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名单(草案),饶同刘晓一面看,一面议,增加了几个委员后,由我交办公厅秘书室打印作为华东局常委的会议文件。
华东局常委会开会前一天上午,饶要我拨通南京的陈毅同志电话。饶在电话中告诉陈,明天华东局常委会讨论华东军政委员会人选,希望陈毅同志能来沪参加会议。大约陈说军区事多不能来沪了,饶说:“你实在抽不出身来沪,我们在沪的几个常委讨论了。
……你对名单草案有何补充修改意见?”接着饶说:“军政委员会‘军’字在前,主席一职还是由司令员担任为妥……那就提请常委会讨论决定。”饶挂了电话后同我说:“陈毅同志不能来参加会议了。对送去的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名单均同意。主席一职,他还是要我兼任。说我是军区政委,是现役军人,并无不妥。这件事只好交常委讨论后报请中央定夺了。”
那天下午,秘书长魏文伯来向饶汇报说:陈老总不能来沪参加常委会了。要我在会上向常委们转达他的意见,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由饶政委担任为宜。他本人因军区的事太忙,无法分身,不参加军政委员会工作了。饶说,上午已同陈毅同志通过电话。
那次华东局常委会是在江西中路建设大厦二楼会议室举行的,出席的在沪常委有饶漱石、曾山、舒同、张鼎丞、刘晓,还有秘书长魏文伯、组织部副部长胡立教、统战部副部长潘汉年。饶漱石主持会议,先征求大家对事先印发的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名单(草案)有何意见?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
然后,饶漱石说,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人选,请大家一起商议……这时,魏文伯插话说,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饶政委和陈司令员互相谦让。饶政委说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都是司令员任主席的,所以建议由陈毅同志为主席,陈毅同志委托我向常委们转达他的意见,华东情况特殊,华东沿海军务繁重,他兼上海市市长,常在上海、南京之间奔波,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请饶政委担任为宜。
曾山、舒同、刘晓等发言都说,陈毅同志确实太忙,主席一职就由饶漱石同志兼任吧,没有不同意见。饶在会上没有再推让。他说,既然大家都是这样意见,报中央审批。
会后,随即将经华东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名单电报中央。
艾丁说,这件事整个过程符合程序,尤其饶、陈两人再三商议,相互谦让,最后经常委会讨论后上报中央的。1949年12月初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饶漱石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粟裕、曾山等为副主席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成员人选。
后来中央文件上说,饶漱石利用陈毅同志谦让,未经华东局会议讨论,用不正当手段,谋取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至今还是这样传。
艾丁对此事忧思重重。那天因医生、护士为麦加检查身体进进出出打扰,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长达几小时。艾丁如鲠在喉,一吐为快,讲完后用面巾纸揩擦头上虚汗,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了。
这时,麦加说,这件事在饶漱石问题发生时,老艾同我简略讲过,没有这样详细。当时他说这是件不该知道的事,可能会惹祸被抓起来,让我心中有数。
我不解地问,当时知道实情的人不止是你,大家都没有出来讲话。艾丁歪躺在沙发上扬起头说,中央文件下达后召我们去学习,揭发问题,大家按文件口径讲,谁敢讲真情,那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常委会由陈麟章(原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室主任,后来接替艾丁担任饶漱石政治秘书)作记录,案发后会议记录簿和发给中央的电报原稿都收交送专案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