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历史学家金冲及

举止温文尔雅、谈吐随和可亲,这是很多人对金冲及的印象,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他却毫不含糊。“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学习和教育的结果,但在我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回忆起60多年前的往事,金冲及特别兴奋,似乎又回到那个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真理的年代。

金冲及自少年起就喜好读书,尤其爱读那些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论说。生活书店的门市是他最爱去的地方,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他能读上一整天。“眼看着国家和社会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我急需找到解决的办法。当时中外各种思潮的书籍我都涉猎,其中最喜欢邹韬奋的文字。

他不仅讲道理,还与中国现实联系起来。以后又读到艾思奇、薛暮桥、许涤新、胡绳、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述,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让我对唯物史观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观的一场革命有了深刻理解。

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油印本悄悄流传时,我被深深打动,文中对中国社会的透彻分析,让我豁然开朗。经过反复比较,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48年初,金冲及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入党后,金冲及立即投入到学运大潮中。这既让他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也遭到通缉。根据党组织指示,他躲避起来,在一间小屋一住就是几个月。充裕的时间让他从早到晚手不释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头脑中从此扎根……”

新中国成立后,金冲及完成了在复旦大学的历史学业,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成为他研读和写作的指南。他回忆与数学家谷超豪住在同一宿舍的那段日子时说,“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我们经常切磋读书心得,都将方法看得至关重要。

我们认为掌握了方法便可以点石成金,比研读结论更能启发心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在金冲及看来,“并不是要背诵,更不是要拘泥于他们针对当时情况所作出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是要透过他们的论述来学习他们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自己理论思维的能力”。

从1955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起,一直到2009年《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出版,再到辛亥革命百年、毛泽东诞生120周年时撰写的一系列文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始终照耀着金冲及的学术生涯。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金冲及都要著文论述自己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当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时,作为咨询委员会委员,金冲及全身心投入其中,花费了大量心血。

板凳宁坐十年冷

“八成时间我都在阅读史料”

25岁开始在《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29岁与学长胡绳武合作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论清末立宪运动》;33岁又与胡绳武一起写就《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早在上个世纪50和60年代,年纪轻轻的金冲及就被认为是史学界的翘楚。60多年来,金冲及著述等身,新作新论不断,一篇篇见解独到的论文,一部部功底扎实的专著,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牢固的学术地位。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名言,也是金冲及治学的座右铭。无论是论说,抑或考证,他都是在遍览浩若烟海的史料,掌握了充足论据的前提下才动笔写成。“八成时间我都在阅读史料、占有史料、分析史料”,金冲及这样谈论他的治学之道。

17岁上大学,20多岁出书,在别人看来是聪慧过人,但金冲及却认为自己“很笨”。他说他至今都不会使用电脑,一切皆靠手抄,连大段大段的史料引文、一卷一册的档案,都是一字一句手写下来的。但正是这种硬功夫,让历史的每个细节都在金冲及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记,最终了然于胸、把握娴熟,达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高水平。

阅读大量史料,并不见得就能在历史长河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阐释新意。金冲及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占有史料之外,“视野一定要广阔”, 要拥有“跑野马”式的博览兴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积累广泛的知识。

1972年,金冲及调任文物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一干就是10多年。金冲及在这10年里系统补充了考古、青铜器、陶瓷、古建筑、书画等方面的知识,至今对历代瓷窑的特点还能脱口而出。文物考古出版的工作经历和学习,拓展了金冲及的研究视野。

每天上班下班,还要参加各种会议,但无论多忙,金冲及也要保证一段独自阅读的时间。“挤时间读书是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在理发时,他都是一边理发一边捧读,理发师傅对他总是牢骚不断;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地震次日,他就在暴雨中头顶塑料布,埋头阅读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开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底、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学风、流畅的文字,让金冲及在中国学术界享有盛誉,且蜚声海外,被俄罗斯科学院推选为外籍院士。(2014.4.8人民日报)

学问事务双肩挑

“职务是我的社会责任”

一位学者,一位朝夕与学问为伴的人,60多年来一直担任着繁重的领导职务,其中有的还是具体工作的负责人,事事都要亲力亲为。从1953年起,金冲及就相继为新闻系、历史系学生讲授中国近代史,1960年又带研究生,成为难得的“双肩挑”人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金冲及从文物出版社调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4年任副主任,1991年又任常务副主任,直至74岁才离休。离休后至今,他每周依然要用两个整天去单位工作,担负中央安排的重要编撰任务。“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历史知识丰厚、政治责任感极强,他在许多领域的建树是难以替代的。”这是同事对他的评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要编辑出版党和国家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二是研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这些工作让他在上班时也能徜徉于历史文献之中,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经历使他的治史空间更为开阔,他因此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历程,也因此能够清晰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由他主编或参与主编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邓小平传》《陈云传》《李富春传》等先后问世,影响深远。他还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这对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了解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金冲及担任各种领导职务长达53年。他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尽管这让他的治学时间更为紧张,但这就是人生。“人生不但要读书,也要有社会阅历和实际工作经验,且阅历和经验同样有利于历史研究。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由人的生活所组成的。”

古稀修百年国史

“写一部纲要性史书是水到渠成”

金冲及的研究兴趣是近代历史,且是辛亥革命史的专家。年过半百,因为工作之需,将范围扩大到党史,对他而言是个考验。但考验的结果证明,他的治学功夫不仅让他迅速适应了工作,且还在新的领域取得丰硕成果。70岁以后,他写下了《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75岁生日的第二天,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全景,又在金冲及的笔下奔涌而出:《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皇皇巨作,120多万字,从甲午战争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政治风波,一直写到2000年新世纪的钟声响起。

2009年出版后,这部著作一年内发行8万多套,在史学界引起轰动。“过去我做的多是一个个专题研究,到了老年,我觉得应该综合起来写一部纲要性的史书。可以说,这是水到渠成。”

1949年之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不多,金冲及在新中国成立后却选择了中国近代史作为治史方向;中国修史的传统是修隔代史,而金冲及却在步入老年后致力于当代历史撰写。他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历史自然会有局限性,但后人终究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依据的只能是前人留下的资料。所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谁也不能替代谁。金冲及研究当代史,从研读档案入手梳理历史,使论述多有突破。

八旬老人金冲及有着书生的外表和气质,问他如今是不是还保有一份书生情怀,他笑而不答。其实,沉浸于书海,他好像一书生;身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他拥有丰富的阅历和多年工作的经验,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三者在他身上已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