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与谭政 开国上将刘亚楼与高层人物

顶住张国焘的压力.坚决跟随毛泽东北上爬完雪山,横在眼前的是草海茫茫、方向莫辨的泽国。过草地前夕,7月30日,中革军委任命刘亚楼改任红一师师长,政委黄?,政治部主任谭政。饥饿,是草地行军对生命的最大威胁。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找不到粮食,就吃青稞麦、碗豆菜、野草,凡是能见着的东西,如皮带、皮鞋、树皮都下肚了!

几十年后,老红军王永贵、刘化文这般说起过草地挨饿的情景:“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扶起,但他们义跌倒在沼泽地里,再怎么拉也拉不起来,饿的!”他们当时是三营战士,饿得头昏眼花,实在走不动了,就一屁股跌坐下来,一个念头同时在心底升起:走不出草地,革命就到此为止吧。

这时,刘亚楼来到他们面前,拿出自己节省下来的牛肉干,鼓励他们咬紧牙关坚定信心,战胜困难。牛肉干是刘亚楼率红二师在毛儿盖筹粮时分得的。

在川西北艰苦环境里,红二师为了完成军委和军团筹粮过草地的指示,付出了不小牺牲。当地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在逃跑前,指示反动土司埋藏粮食隐蔽牛羊,恫吓藏民:凡为红军带路、给红军当通司(翻译)、卖粮给红军者,一律处死。这还不够,反动武装还不时袭击筹粮的红军。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红五团政委谢有勋、师部参谋汤宗盘等,便足在筹粮时遇袭牺牲的。

中央领导和红军友邻部队接过红二师送给的粮食和牛羊肉干时,备感珍惜,这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粮食呀!刘亚楼调离红二师时,和他结下了深情厚谊的陈光、杨成武等人又悄悄塞给他的警卫员不少干粮。可这些,儿乎都被刘亚楼分给了红一师的缺粮户。

僧多粥少,这些干粮“共产”完,刘亚楼也开始和大伙一样吞吃野草野菜了,肚皮瘪得贴住脊梁。警卫班长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小半桶青稞麦面稀粥,想着为首长改善生活。就在这时,部队被一条五六丈宽、七八尺深的河挡住了去路。

得知连架桥用的连接材料也没有,刘业楼命令工兵连砍树架桥。由于饥饿、疲劳、缺乏工具,一斧斧下去,像是“蚂蚁啃骨头”,原计划两个小时完成的任务,干了3个半小时还没有把树砍倒,瘦得像皮包骨的司务长没有砍上十几下,斧子就从手里滑落,人倒地不起。

连长冯志湘怀着内疚而沉重的心情,到师部汇报了司务长牺牲的事情和作业进度的情况。刘亚楼听罢,心情很沉重,指着警卫班长送来的那小半桶青稞麦面稀粥说:把它拿去,让战士们吃点儿。

冯志湘心里明白,大伙儿不吃点东西,砍树实在没力气。但他更明白,这是首长的饭,首长的身体很重要,不吃饭怎么行!于是他说:这饭还是首长吃,我们有办法。刘亚楼见他要走,一把拉住他,说:你给我拿去,这是任务!冯志湘再三推说,可怎么也说不过刘亚楼。

他真后悔不该在这个时候来汇报情况,但后悔已来不及了。饭提了出去,不一会儿,警卫班长又把它提回来,说:师长,用不着这饭啦,工兵连已找着吃的了。刘亚楼一双眼睛凛若寒星,正视警卫班长:真的?警卫班长尽量装得不心虚:是。

刘亚楼拉过警卫班长的手:那好,你再把饭给我提着,我们一起去看。警卫班长暗暗叫苦,忙说:师长,你去也没用,同志们不吃你的饭。为什么?同志们都说首长工作重要,粮食更宝贵。

刘亚楼猛地打断他的话,怒气冲冲地说:我就知道是你在捣鬼!不关心同志,让他们都饿死,再大的首长还不是个光杆司令!警卫班长还想说什么,刘亚楼手指他的鼻尖,喝道:你不劝同志们分吃完,老子就毙了你!警卫班长从未见首长发这么大的火,吓坏了,泪流满面地提着麦面粥,快步来到架桥地点劝吃。

战士们听罢粥的来历,一个个默不作声,但凭一勺半勺的粥分到自己的碗盆里。人是铁饭是钢,吃点东西,力气又来了,手中的斧子有节奏地呼呼响着,大树很快就横卧在河面上,一座独木桥终于架成了。刘亚楼有一匹马,长征路上,几乎都用来驮病号。

踏上草地后,病号越来越多,而牲口越来越少,他更是放弃了骑马,把马给体弱者轮着骑。马夫小王不高兴了,说:师长,你的身体很重要,我要对首长负责呀!刘亚楼开导他:我的小同志,打仗要靠每个战士,他们垮了,我一个人能消灭敌人吗?有的重病号,孱弱得连马都骑不住,刘亚楼便组织指战员背和抬。

他亲自背过一位奄奄一息的病号,直到对方牺牲在他背上。经过七天七夜泥里水里、忍饥受寒的艰苦行军,魔鬼般的水草地终于被抛在了身后。班佑,这个只有20来问牛屎房的小村庄,以坚实土地上的房舍炊烟,向红军张开了双臂。

刘亚楼率红一师走出草地后,9月初向俄界进发,为全军探明道路。他从耿飚前卫团侦察报告中得知,俄界也是个藏民聚集地,乃主动进城拜会杨姓土司,向他解释红军的性质,并赠送一些枪支弹药。杨土司对刘亚楼和红军深怀好感,主动打开城门相迎,回赠一批粮食。

刘亚楼迅速把俄界一带情况向军委和军团首长发报,红军右路军先后直抵俄界。稍作休整,正待继续北一上,忽接在俄界待命的指示。大家都很纳闷,后来才知指挥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在耍阴谋。

部队谣言四起,在这以前,他们就风闻张国焘要没收中央纵队的驳壳枪,义听说张国焘攻击谩骂中央“逃跑”,煽动部队“不要跟戴小帽子的人走”(红一方面军所戴军帽沿较小)等等,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如今张国焘擅自率左路军南下,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大家更是义愤填膺。

红一师指战员心中漫延着许多不稳定的情绪,刘亚楼虽也气愤,但他嘱咐部队遵守纪律,不要随便议论,说:我们是由中央根据地来的,要坚决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9月12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摆脱危险,到达俄界,立即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谴责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会后,党中央率领红军继续北上,刘亚楼挥师参加了攻打北上通道天险腊子口的战斗。进占甘肃省的小镇哈达铺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前的院子里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当时不少人情绪很不好,同乡同事交头接耳地说起这个在打什么地方负伤了,那个在什么时候牺牲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有8万多人,现在仅剩万把人,确有些悲观。

毛泽东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回避红军队伍中的悲观情绪,他说:现在我们只有一万多人,是少了点,但也用不着悲观嘛,比起1929年红四军下井冈山,我们多了好几倍。我们都是些什么佯的人啊?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是政治上、军事上,还是体力上,一可以当十,十可以当百。

我相信,经过久经战斗考验和艰难险阻考验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战胜危险,达到胜利的目的!这鼓舞人心的话引来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会场空气一下子由沉闷而活跃。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

陕甘支队下编三个纵队。刘亚楼没想到毛泽东会宣布自己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一些老资格的领导人还在自己之下,心感不安,会后专门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你刘亚楼一路敢打敢冲,战功卓著嘛!

二纵队组建伊始,就碰到一系列难题。部队在哈达铺只休息了两天,干部战士的体力尚未得到恢复,又得向陕北进军。掉队人员一路不断,个别领导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有关,有叛变投敌嫌疑,加上指战员中发生了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东西的现象,遂被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因而提出要在三军团整顿纪律和加强审查,问题严重者要予以处死。

担任二纵队军事裁判所所长的黄克诚(红三军团原师政委,后团政委),不肯执行死刑命令,该领导便撤销了他的职务,还组织批斗,并指责三军团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

如此这般,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有人向中央反映,说二纵队的问题,是彭雪枫与刘亚楼、罗瑞卿矛盾的结果,而且还牵扯到中央领导人。彭雪枫和毛泽东争论时,双方都气急地拍了桌子。

毛泽东冷静下来后,找来刘亚楼、罗瑞卿谈话,指出上述关于二纵队矛盾起因的说法不够准确,双方都有责任,但问题出现了,就不容忽视,因为它涉及一、三军团的团结问题。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刘亚楼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和罗瑞卿表示一定妥善处理,从自身做起,与彭雪枫搞好关系,对一军团去的干部严字当头。

随后,刘亚楼和罗瑞卿等人对二纵队的情况作了全面摸排,对部队发生的杀人、批斗、处理干部及人员失踪等问题的原因及指战员的思想状态,有了较准确的了解。

在中央苏区就反对“肃反”的刘亚楼说:我们英勇的红军战上,忍受着缺粮少药、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昔痛,爬雪山过草地下来,牺牲了很多同志,活着的也都被拖得精疲力竭,有人还想分裂红军,一些同志对此种种有情绪,发点牢骚,情有可原,我们做领导的要设法与他们沟通好。至于偶然违犯群众纪律现象,这固然有错,但仍应以教育为主,不能作为敌我矛盾批斗处理,更不能杀人。

眼下我们面临的情况还很困难,我认为不宜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刘亚楼的话,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拥护,从红一军团来的那位领导也被说服了。于是,争论平息,部队达成团结和谐。刘亚楼和第二纵队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翻越六盘山,向北疾进到陕北保安县吴起镇后,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紧追而来。

毛泽东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今后不利。他给刘亚楼等将领交代任务:必须砍掉这条尾巴!

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亚楼率二纵队为左翼,林彪率一纵队在正面,向正迂回吴起镇西北部的2000多敌骑兵出击。由于战术得法,指挥有方,不到2小时就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一仗的胜利。P15-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