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大将 [原创]闲聊政治大将谭政

在1955年授衔的解放军十大将中,排在第五位的谭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说其特殊,主要是因为谭政虽然是从建军时期的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步,军旅资格很老,但却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几乎没有独挡一面建立战功的表现,也没有独立主持过一个战略区的军政经历,迥然有异于其他九位大将。

谭政能够获得大将军衔,主要是凭借他在人民军队成长过程中对于政治建设领域上的突出贡献。同时,也印证了中共中央对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可以说,谭政是作为军队政治工作者的代表晋身大将之列的,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将”。

谭政是湖南湘乡人,原名谭世铭,生于1906年6月14日。很巧的是,陈赓大将也是湖南湘乡人,比谭政大3岁。陈谭两家都是当地的大户,世代相交,陈赓的父亲陈绍纯和谭政的父亲谭润区也是好友,关系甚密。谭政6岁时被父亲送入学馆读书,陈赓在他之前进入学馆,二人就此成为了发小。

后来陈赓考入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17岁时也曾在此求学),开明的陈绍纯也支持儿子继续求学。然而谭润区却不愿意让儿子去改革后的新式学校,希望他能走“正统”道路光耀门楣,就在左托右找后,把谭政送到了陈赓家附近的一处乡间旧式私塾学校念书。

由于陈谭两家的世交情分,陈绍纯便收留谭政寄宿在自己家里,并提供了饮食、日用品等方便。在私塾读书的3年间,谭政常与陈赓的四妹陈秋葵一起玩耍,建立了青梅竹马的亲密感情。

后来在陈赓的热情影响下,加上陈绍纯的极力相劝,谭政说服了父亲,终于也考入了东山学堂读书。陈赓不甘寂寞,早早就弃笔从戎投进了湘军,后来又参加共产党,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谭政则遵从父愿,毕业后当上了小学教师。

1924年,在陈谭两家的支持下,18岁的谭政与15岁的陈秋葵完了婚,谭政也成为了陈赓的妹夫。1927年春,在已任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特务营营长的陈赓介绍下,谭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妻子,投笔从戎,离家从军。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一走竟然成为了谭政与陈秋葵的永别。

谭政离家半年之后,陈秋葵由于操劳过度及思念丈夫,一病不起,非常可惜的早逝了。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她还用双手把丈夫寄来的信紧紧捂在胸口上。谭政后来回到家乡,听家人诉说了妻子临终前的情景,不由悲痛万分,泪如雨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谭政都没有从妻子早逝的怀念中摆脱出来,未及再去考虑个人问题。直到10年后的1937年5月,在老战友罗荣桓和林月琴夫妇的积极撮合下,已任红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谭政才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21岁的四川姑娘王长德结婚,拥有了相守30多年的第二段婚姻。

谭政离开家乡后,被陈赓派人接到了汉口,在陈赓所部特务营担任了2连上士文书,后任营指导员办公所准尉书记。在入伍报名时,谭政不想再要谭世铭这个含有封建光宗耀祖色彩的名字,经与陈赓商量后,将名字改为谭政,取自于当时流行的革命政治思潮之意。自此,大将谭政出世。

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共分裂已成定局,陈赓跟随周恩来去九江、南昌组织武装起义,谭政则转到了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中任9连文书。根据党的指示,警卫团原定是借参加“东征讨蒋”之机从武汉乘船沿长江东下,到黄石附近改行陆路赴南昌与起义大军会合。

当走到南昌西南的奉新县时,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广东,张发奎正派部队占领南昌并封锁了南下道路,已经无法和起义军会合。后卢德铭等人去武汉找党组织汇报,由警卫团中校团附兼3营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职务,率领部队假意归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部收编以等待时机。

根据上级指示,卢德铭、余洒度等人及警卫团所部于9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失败,起义军在转移途中损失很大,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新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余洒度脱队转往湖南省委报告工作。危机关头,34岁的毛泽东带领剩下的千余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拉开了依托农村地区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大幕。21岁的谭政,就走在这支千人的革命队伍中,从此跟定了毛泽东。

三湾改编后,谭政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任团部书记。当年10月,谭政在井冈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谭政是最早一批追随毛泽东的高级将领之一,其他还有罗荣桓、张宗逊、陈士榘、黄永胜、宋任穷、陈伯钧、钟期光、杨立三、何长工等人。实际上参加秋收起义的后来的红军名将还有不少,如张子清、伍中豪、朱云卿、宛希先、余贲民、何挺颖、曾士峨、陈毅安等人,可惜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谭政,幸运地看到了革命胜利。

据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开国中将赖毅在59年后回忆,长征到了陕北后,某中央领导(公开出版时隐去了名字)曾问谭政:“给你十发子弹,能否命中十人?”谭政摇头。又问:“五人呢?”谭政亦摇头。再问:“三人呢?”仍摇头。谭政见这位领导有不悦之色,急忙补充说:“可能吧。”该领导望着谭政,摇头叹气说:“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笔扫千军嘛!”谭政从此暗记之。

不知道赖毅将军回忆中的那位“某中央领导”是何人,不过这段回忆很有象征意义:谭政喜文不喜武,后来果然用笔把自己写成了大将军。

谭政的字写得很漂亮,办事认真负责,在起草文件和宣传岗位上颇为得力。工农革命军第1团1营党代表宛希先很欣赏他,就把谭政推荐给了毛泽东。1928年2月,谭政被调到工农革命军前委任秘书,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当时毛泽东见到谭政后,没说几句话便问道:“你的岳父陈绍纯老先生还好吗?”这一下把谭政给问愣了。原来,一年前毛泽东回湖南搞农民运动情况考察,其间去了湘乡,见到了陈绍纯。二人有过一番交谈,陈绍纯就谈到了儿子陈赓和女婿谭世铭的情况。

对这件事毛泽东一直记着。这次前委选秘书,宛希先推荐了谭政,毛泽东在查看谭政的入党志愿书时知道了他就是谭世铭。有此机缘,毛泽东与谭政相谈甚欢,之后谭政就在井冈山砻市与毛泽东同住在一个大屋里,在毛泽东的耳提面命下担负秘书工作。

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的名篇《井冈山的斗争》,就是谭政用工整的字体誊抄清楚,复写两套的。毛泽东当时点头称好,还指示说:“两套文稿,上面写上: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

在毛泽东这位巨匠的指导下,谭政进步很快,政治思想水平有了长足提高。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共同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部队改编后,谭政被调到朱云卿为团长的31团任团党委秘书。

1929年初,朱德、毛泽东、陈毅率领红4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经过艰苦转战,红4军后与李文林等领导的赣西南红军会合,逐步开创了赣南、闽西苏区。在此期间,谭政先后担任了红4军第3纵队队委秘书、红4军军委秘书长、红4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等职。

1929年11月,根据刚刚被朱德、陈毅请回来复任红4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授意,时任红4军军委秘书长的谭政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把指战员们反映和揭露出来的各种问题逐条归纳整理,并加上自己的意见,以书面的形式如实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

对于谭政这种认真细致、勤于动笔的工作作风,毛泽东非常赞赏。而谭政努力工作的成果,则在一个月后召开的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充分展现了出来。

根据谭政的汇报,毛泽东认为红4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只作一般性的政治教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官兵在思想上进行一次全面清理。

因此,毛泽东决心在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将上述问题作一揽子解决。在召开党代表大会前,受毛泽东之托,谭政与时任红4军第3纵队9支队党代表的罗荣桓负责为起草会议决议草案准备材料。二人白天调查研究,晚上秉烛疾书,并与毛泽东等人集思广益,逐条讨论,连续奋战半个月,终于由毛泽东执笔完成了会议决议草案。

1929年12月29日,谭政出席了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并担任了会议记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中共建军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历史证明,该决议为建设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指明了根本方向,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上起到了里程碑式的指导作用。谭政和罗荣桓在古田会议决议诞生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仅此一功就足以奠定了二人在军队政治工作者中的历史地位。

此后,谭政经历了江西苏区的历次出击作战、反“围剿”作战和万里长征,又历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党代表(后改称政委)、新12军政治部主任、红22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红1师政治部主任、红1师政委,红军陕甘支队第1纵队组织部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重新恢复的红1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在部队频繁的转战期间,谭政坚持每月写一篇政治工作报告,如《月终政治工作报告》、《新田夜间政治工作报告》、《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情况报告,详细论述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方针,为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谭政并不是一个只会耍弄刀笔的军人,也曾作为部队的政治主官参加过二打长沙、漳州、南雄、水口、新田、反“围剿”等战役战斗。当然,军事指挥并不是谭政所长,战功和表现主要归于了当时的军事主官,谭政则隐在了沙场厮杀的幕后。

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底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报告,谭政进行了深入思考,并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成果。尔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奋笔疾书,写成了上万言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并于1936年3月26日上呈中共中央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在这份意见书中,谭政系统阐述了在新的形势下红军开展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谭政此文很是赞赏,加上了按语:“……谭政的这篇文章,以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尔后转发给了部队,要求参照执行。

1936年6月,谭政进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年底毕业后,谭政担任了红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7年6月,谭政又升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同时中央军委成立总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都主任。这样,谭政再次成为了毛泽东指导军队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

有一段时间中,毛泽东常把谭政召到自己住的窑洞,围着火炉长谈不休,在指点风云中讨论确定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如恢复军队政治委员制度、开展拥军爱民工作和反对部队中的军阀主义作风等。二人又像当初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时那样开诚布公,亲密合作,互相触发着灵感的火花。

毛泽东后来在文革时期被尊称为“伟大的导师”,党内所有杰出人物都以成为毛泽东的“学生”为荣,尽管其中有很多根本读不懂《毛选》的人。回头远瞻历史,如果说谭政是毛泽东的学生,那应该不会离事实很远。在中共高级将领中,像谭政这样与毛泽东在工作中结下如此缘分的,并不多见。

1938年7月,在苏联疗伤的王稼祥回国,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等职,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直接参与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由于王稼祥在长征前夕负的伤虽几经治疗但一直不太稳定,需要经常休养,因此在军委总政治部这边的工作兼顾的就比较少,总政治部的具体工作如文件的起草、电文的拟定、指示的下发等,均由谭政具体负责。

在这段时期中,谭政辅助王稼祥以总政治部名义发出了大量指导部队政治工作的文电,同时自己勤奋著文,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敌军工作的目的与方针》、《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等文章,对军队政治工作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影响很大。

1942年冬,谭政又担任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又兼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留守兵团开展整风运动。应该说,这是谭政一生中工作心情最舒畅、工作能力最发挥的时期。

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谭政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总结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论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并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

这个报告是谭政根据毛泽东的授意起草,并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修改和中共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批准的。其中毛泽东在报告中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加写内容达3000余字,可以说也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报告一出后反响非常热烈,甚至被誉为是“新《古田会议决议》”、“建军里程碑”等。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向全党全军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干部和全军连级以上干部都应认真研读这个文件,并将其作为了整风文件和固定教材。到了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还曾几次将谭政的报告作为军队政治工作文件,重新印发部队进行学习。

谭政在西北局作的这个报告令他爆得了大名,成为了军队高级政工干部中锋头正劲的人物。然而当时移势易之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到了1960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时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林彪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发难,一时间群起响应,四面围攻,谭政就此落马。

在被众人责问的事情中,就有关于当年的那份报告的:“这是毛主席的著作,为何用你的名字发表?你是何居心?!”按照通行的党务规则,报告是由谁作的、谁署名发表的,著作权就是谁的。

对于无理的指责谭政当然不能认账,但无论怎么辩解都只是加重了他的罪名,以致蒙冤多年。甚至到了80年代,谭政已经获得平反,且一直养病,这件事情却还没有完。有一个地位相当高的人来谭政家里看望他,并对谭政说:“谭主任,你在延安作的那个政治工作报告,不能算作你的著作吧!

”旧事重提,无理至此,谭政怒从心起,但碍于情面没有发作。几天之后,谭政看到了关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其中就有他作的那篇《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然而,在报告的署名处写的却是“留守兵团政治部”。当时谭政真是哭笑不得:“留守兵团政治部怎么作报告?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谭政被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这在当时的军队高级将领中是个不小的荣誉。想想当初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不也才是个中央候补委员嘛。当然,这都有历史的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的争夺焦点集中到了东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华北、华东和华中抽调了10万主力部队与大批干部到东北去,开辟建立东北根据地。谭政也奉命去了东北,在中共东北局领导下,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协助老战友、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

东北是新区,百废待兴,在开辟根据地的初期非常艰难。谭政积极协助罗荣桓开展工作,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整顿纪律,提高觉悟,推广新式整军运动,整训二线兵团,稳步推进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终于使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面貌一新,战斗情绪空前高涨,从根本上转型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

东北解放区也得到了极大巩固,军民越战越强,在整体力量对比上逐渐压倒了东北的国民党势力,成为了有力推动解放战争进程的坚强战略集团。

由于谭政的资格老,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发给中央军委的文电上开始署名都是“林(彪)罗(荣桓)谭(政)刘(亚楼)”。然而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年轻气盛,脾气火爆,自己就把文电署名给改成了“林罗刘谭”,后来又改为“林罗刘”,直接把“谭”扔了。

有人不忿,问谭政说:“政治部主任放在参谋长后面说得通,但也不能没有政治部主任啊!”谭政则笑笑,反问道:“你可知道将相和的故事吗?”由此可见,谭政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心胸很宽,并不计较一时的名利。

到了1991年上映革命战争巨片《大决战——辽沈战役》时,片中饰演刘亚楼的海军政治部电视剧制作中心演员张卫国可谓是满场飞,把刘风风火火的性格演绎得颇为到位。然而饰演谭政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高惠彬却在片中只露了几个镜头,说了几句台词。谭大将的性格,都影响到日后其在银幕上的形象了。这就叫生前身后名。

1948年1月初,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同时成立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谭政则同时担任了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协助林彪、罗荣桓、高岗等主抓部队的政治工作,大力推动以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谭政治军严格,尤其重视群众纪律,对有违犯现象及人员批评处理起来不留情面。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连经秋季、冬季攻势大捷,已发展到近百万大军,兵强马壮,气势旺盛。与此同时,部队得到很大扩充,新入伍人员大量增加,纪律性相应削弱,且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因而军阀作风问题等便滋长起来。

谭政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问题严重,遂在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将其端上了台面。面对主席台下面坐着的各纵队的一堆骄兵悍将,谭政毫不客气,直点其事:“四纵有三人打了老百姓,其中有一小孩;一纵七人打车夫;二纵、四纵缴车站执法战士的枪,乱打执法队的人;三纵对区政府人员发脾气;四纵在大道上作障碍挡汽车拉他们,强迫要老百姓的拉粪车拉人,吊打退伍军人(因偷了他们一件东西),与通化县委吵嘴,强迫老百姓做饭,不给做就要捆,吓得老太太跪下磕头;八纵伤兵大闹牡丹江戏园子……。

”面对谭政的疾言厉色,台下听训的1纵万毅、2纵吴法宪、3纵罗舜初、4纵彭嘉庆、6纵赖传珠、7纵吴富善、8纵邱会作、9纵李中权、10纵周赤萍、11纵陈仁麒、12纵袁升平等纵队政治主官,个个脸红心虚,不敢吭声。

1948年8月,为准备南下北宁线作战,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谭政担任了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他在继续推动新式整军运动的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大力开展“杀敌立功“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进一步提高了部队士气,从而为辽沈战役的全胜打下了重要基础。

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放弃休整,提前入关参加平津战役。谭政及野战军政治部抓紧时间指导部队开展政治动员,针对较严重的东北本地士兵不愿离开家乡作战的现象,反复进行入关作战、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取得了较好效果。东野主力得以迅速入关,截断平绥路,包围北平、天津、塘沽,切断了傅作义部队西出南逃东撤之路,平津战役大局已定。

平津战役胜利之际,谭政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并负责部队进入北平工作,主持制定了《入城须知》、《约法八章》等守则,指导和检查部队模范执行攻占及接管北平、天津的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北平解放后,谭政主抓了对傅作义所部几十万起义部队的改编事务,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于谭政等主持领导的城市接管工作及部队纪律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予以了高度评价。

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谭政被任命为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4月,四野主力开始向华中华南进军。由于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因病未随军南下,谭政就挑起了领导部队政治工作的重担,协助四野司令员林彪、参谋长萧克等人执行进军任务。

他一如既往地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各部队开展了以团结互助、爱兵尊干为中心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打仗好、走路好、团结好、纪律好的要求,有力保障了四野部队解放华中、华南战略任务的完成。

华南底定后,1949年12月,谭政被任命为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长,参与指挥部队剿灭国民党军残部和大股土匪,以及实施民主改革等工作。针对和平环境的到来,部队中出现了骄傲自满、斗志涣散等现象,谭政着重抓了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顿,要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坚强堡垒作用,克服各种软弱涣散情绪,将革命进行到底。

1954年2月,谭政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10月,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就如罗荣桓是作为军队政治工作者代表而被授予元帅军衔一样,谭政也是作为军队政治工作者代表而晋身大将之列的。

后世有不少人一提起元帅、大将、上将等的肩章领花来就要比建立了多少多少战功,只推崇实战将领,而对那些负责政治、后勤的将领则不屑一顾,这实属偏颇。古人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警训,没饭吃就打不了仗,没有后勤供应军队就谈不上战斗力,谁敢小看后勤人员?战功的创建没有后勤人员的巨大贡献吗?这且不说,关键的一点,中共军队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其根本之处就在于政治建军,以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来保证实现其所追求的军事目标,这才创造了奋斗22年夺取天下的丰功伟绩。

无视这一点来议论谁的军衔高低,无异于舍本逐末。谭政是中共建军过程中从事政治工作资历最深、时间最长的领导者之一,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前文已说过很多了。他能获得大将军衔,是实至名归。

据说,授衔之后,陈赓大将乐呵呵地对谭政说:谭政,你不打仗也能当大将,你这支笔真是胜过枪啊!谭政则对妻兄充满感激:要不是你把我“煽”去东山学堂再“煽”去参加革命,我哪有今天呐!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谭政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月,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因操劳过度而连连发病,便写信给中央军委,要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长等职务。在信中,罗荣桓建议由谭政接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军委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当年11月,谭政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12月,又被正式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久,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合并,谭政的工作担子更重了。

到总政履职后,谭政兢兢业业地主持全军政治工作,并提出了《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等新的想法,为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谭政认为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是有文化的军队,因此主持制定了《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并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文化活动。

据老将军们回忆,谭政下部队视察时言必称“学文化”,并提出招收地方大中学生担任部队文化教员,干部要达到高中以上,部分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等。谭政的这一主张毫无疑问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但在那个“左”的思想日益严重的年代,却并不受一些人的待见。

1959年7、8月间发生了名留史册的庐山会议事件,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批直臣遭到错误批判,翻身落马。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进程被逆转,军队建设受到了重大挫折。谭政是被紧急召上庐山参加批判彭黄的,还被委任为分组会议6个小组会的副组长之一。

然而谭政这时却暴露出了十足的书生气,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一些批评的话,然后表示:“彭在军队的地位是统帅地位,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在处理他的问题时应足够估计其革命性的一面。

”这些话在当时听上去就气氛异常,与全场的猛烈批判论调很不和谐。因此,后来6个小组会合并为3个,谭政被分到军队干部较多的一组,副组长职务也被免掉。在接下来对彭黄的批判中,该组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等人均火力猛烈,上纲上线。

谭政还是没有跟上,仍然只说一些应景的话,批判起来软弱无力。同时,谭政却一再表示:“批评人错误,讲话是要负责任的,把工作当中的错误,思想作风的问题都说成犯了路线错误,这是不对的。

”“管他别人怎么说,反正不能把工作中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总路线、三面红旗,反对哪个人的野心家、伪君子、阴谋家。什么伪君子?不负责任地说这种话的人,才是伪君子。”

谭政的胆子太大了! “野心家”、“伪君子”、“阴谋家”这几顶帽子是谁扣的?那是林彪奉召紧急上山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扣给彭德怀的,再加上一个“冯玉祥”。谭政竟然掉过炮来把帽子扔给了他自己的老领导,他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些都是林彪说的?在庐山那种政治气氛下,话能随便乱说吗?难怪连毛泽东都嫌谭政太书生气,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谭政呀,谭政,不能老是书生气,也要‘谈政’嘛。

”历史证明,毛泽东所指的“谈政”,与谭政认为的“谈政”,还真谈的不是一个“政”。

下了庐山后,于8月18日至9月1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主持,罗瑞卿、萧华、谭政担任会议秘书长。会上彭德怀、黄克诚继续遭到了拳头棍棒齐下的严厉批判,连带着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将领也获罪加身,被抛进了“军事俱乐部”中。

应该说,授命谭政与批判彭德怀等人非常积极的罗瑞卿、萧华共同担任会议秘书长,除了谭政身兼总政主任的重要性外,不能说上边没有对他的观察和考验在内。

在庐山上,谭政批彭德怀不给力,可能有事发过于突然之嫌,现在则又是一个机会。彭黄邓洪等人倒了后,军队面临着一次大洗牌,以能否忠于毛泽东、林彪来划线,明显又要有一批军中将领获得重要升迁。

此时,如何表态是个大问题。那么谭政是如何表态的呢?他向主持会议的林彪提出,应该尽快结束军委扩大会议。这下好,人家是要猛批猛揭,肃清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在军队中30余年的“流毒”,唯恐参加的人数少、会议时间短而揭批得不透。谭政却唱反调,要早些结束会议!对于谭政的态度,主持会议的林彪和在幕后严密关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毛泽东已是心知肚明,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谭政后来于文革落难中在监狱里写了《我的交代》,涉及此事时是这样说的:“我对于反彭黄的斗争不坚决,同彭德怀的感情没有完全决裂。自己没有勇气揭露彭德怀,又没有决心把这个斗争在部队中彻底贯彻下去,加之我自己在立场、思想作风上和彭德怀有些相类似的错误,怕牵连自己,所以更缺乏勇气来对待这个斗争。”

站队比较清楚了。谭政与彭德怀划不清界限,“没有完全决裂”,那就等于是与老上级林彪和自己人生事业上的导师毛泽东划清了界限。尽管谭政本人还无知无觉,别的人可是已经对他另眼相看了。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新军委。中央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主席,军委委员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苏振华等。

同时设立了军委常委,由毛泽东、邓小平、九位元帅和罗瑞卿、谭政两位大将担任。罗瑞卿取代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苏振华、肖向荣担任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同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肖向荣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至此,谭政身兼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又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在党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其在政治上和军队中均已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顶峰。接下来,就是急转直下的深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