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与刘畴西记方志敏与他的狱友

201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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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方志敏与刘畴西.曹仰山.王如痴都是红军将领,为了苏维埃冲锋陷阵.南征北战.奋勇杀敌;他们又是同生死共患难的狱友,先后被俘,同囚一室,又同时走上刑场,用生命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如虹浩歌.1934年l0月,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与军团长刘畴西奉命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北上,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之下,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1935年1月24日,在怀玉山区被国民党部队重重包围.红军浴血奋战数日,伤亡惨重,方志敏.刘畴西等先后被俘.关于被俘的情况,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

方志敏与刘畴西、曹仰山、王如痴都是红军将领,为了苏维埃冲锋陷阵、南征北战、奋勇杀敌;他们又是同生死共患难的狱友,先后被俘,同囚一室,又同时走上刑场,用生命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如虹浩歌。

1934年l0月,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与军团长刘畴西奉命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北上,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之下,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1935年1月24日,在怀玉山区被国民党部队重重包围。红军浴血奋战数日,伤亡惨重,方志敏、刘畴西等先后被俘。

关于被俘的情况,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写道:当我两次冲封锁线没有冲过去的时候,天已大亮,又钻在敌人碉堡监视之中,无法再跑,只得用烂树叶子,铺在地上,睡在柴窝里。……白军搜索六点多钟之久,都没有搜到我,后来却被两个白军士兵无意中发现了。我从柴窝里站起来,就被他们拉去白军营部,后押到陇首的团部,才知刘畴西同志已先我被捕了。

方志敏是1935年1月27日被俘的。他写道:“十余年积极斗争的人,在可痛的被俘的一天———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以后,再不能继续斗争了! ”在此前后,红十军团参谋长曹仰山、红十九师师长王如痴也被敌人抓住。

第二天,他们被押解到玉山,再解上饶。在那里,国民党军队召集“庆祝生擒方刘大会”,将方等红军将领押到台上示众。国民党还为方志敏等照了相。

笔者看过一张当时的照片,照片上有三个人,方志敏居中,刘畴西在左,王如痴在右,都戴着脚镣。刘畴西在反“围剿”战争中打残一只手,是“独臂将军”,但照片中他披着棉袄,看不出来;王如痴在这次突围中右手负伤,打着绷带。三个人虽然被俘了,但神情自若,大义凛然,一副“虎死不倒威的雄样子”(方志敏语)。

1935年2月初,方志敏等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到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方志敏最初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三人关押在普通号。几个难友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相濡以沫,患难与共。

在狱中,他们受尽折磨,呼吸的是污秽的空气,吃的是变霉的黄米饭,睡着满是臭虫、虱子的草铺,每天只发两碗水,包括洗脸、漱口、饮用在内。在非人的环境中,几个人都病倒了。方志敏在给中央的第一个报告中写道:

同囚室的则有我与刘、王、曹同志四人。在被俘时,负伤三人,入狱后,三日即大病,病了一个多月,现在好了一点,骨瘦如柴,远望活象一个骷髅。接着王同志又患肋炎症,热度达摄氏四十度,刘同志也病了,狱中囚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患病的。只有我小病十几天,整天拿着笔写文章,不管病与不病,都要被敌枪毙的。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

入狱不久,方志敏便主动要求监狱方提供笔纸,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写一条子给军法处,要笔墨写我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军法处满口答应,以为我是要写有益于他们党国的东西。我在狱中写下这一本略述,当然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

方志敏有了笔墨纸张,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有6万余字。写作曾中断了一段时间,方志敏在该文中写道:他无心看刘畴西、王如痴下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咐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

不久,方志敏找到了送出稿子的办法,于是又开始动笔,并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一批文稿,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血铸的13万文字。

在狱中,方志敏等四人除吃饭、睡觉、看书,下棋、拉尿拉屎以外,只有闲聊:古今中外,过去未来,统统都谈到;没有一定的次序,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几个难友就是靠着漫无边际的闲谈打发无聊的时光。

他们讨论最多的是这次军事失败的教训。当谈到怀玉山战斗惨败时, 都感到异常的沉痛,并引咎自责。方志敏写下了当时的心境:“在回忆中最使我感觉痛苦的,就是想到了这次红十军团的失利!当时,不懂得错误在那里,现在想起来,明明白白的,那些是错了的,那些是失败的根源。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那还会失败?自己哪还会做俘虏?”

由于即将被处死,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谈到生死。方志敏写道:“死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时候死,我们不知道,———生命是捏在最凶恶的敌人的掌心里!”这是他们入狱后常常说起的话。

他还写道:敌人们明明告诉了他们,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投降,而得暂时的苟生,一条就是死!他们不约而同地选定了后一条路。

方志敏还写了一篇题为《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的文章,专门记叙狱中生活。为了叙事方便,方志敏为自己起了个化名“祥松”,为刘畴西起化名“田寿”、为王如痴起化名“病知”、对曹仰山则称“仰山”。一天,他们居然谈到人口问题。方志敏写道:

他们谈到人口问题上来了,大概是因为杂志上登载了苏联每年增加二百万人口的一条小新闻,就引起了这三个镣押狱中,生活苦闷的闲谈者的谈锋。

病知:“苏联每年增加二百万人口,它原只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照这个比例来算,那中国每年应该增加五百多万人口了。自民国元年起,到今年岂不要增加了一万万多人口了吗?”

祥松:“我看中国人口,近二十多年来,恐怕没有什么增加,或者减少了一些也未可知;就是增加一点,决增加不了多少。”

田寿:“中国人口的数目,始终是一个未曾猜破的谜,谁也没有知道中国现在确有多少人,大家不过都是估估猜猜而已!”

病知:“中国人口虽不见得增加多少,大概减少是不会的吧!

祥松:“当然不能说一定减少,但增加多少———好在我们没有一个确实的人口统计。我们不必去争一定是增加或是减少。但这是可以断言的,就是一个国家人口的增加,是决定于那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一般国民生活的向上与安定。中国呢?国民经济正在总的崩溃,一般国民生活,正沉沦于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着,除少数剥削阶级外,人人都有‘今天不知明天怎样’的感觉。我不信吃树皮草根和观音粉的人们,能活长命和生育多。”

人口问题在如今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而当时方志敏却与狱友们进行了讨论 ,而且谈到人口的增减与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直接的联系,真是具有远见卓识。

为了便于劝降,4月下旬,监狱当局将方志敏转囚到“优待号”。优待号是关押国民党官吏和有钱人的地方。条件不错,但很寂寞。

方志敏在《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中写道:自从敌人强迫地将我移入这阔人们居住的优待号后,我就失掉了与他们经常面谈的机会,感着十分寂寞。

为了能与狱友“当面畅谈一次”,在端阳节那天,方志敏筹办了一次聚餐。他写道:承一位难友的好意,送给我四样菜,作为“过节”。我商得看守所长的同意(仍为那位难友从旁关说之力居多)。

经监狱方同意,几位同室狱友被接到“优待号”,方志敏写道:

菜摆好之后,刘同志忽说:“叫娄梦侠同志来,他说过今晚要同我们吃饭的。”

“娄梦侠同志是谁?”我问他。我简直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中央派去中央苏区做保卫局工作的,他被捕来这里已经三个多月了。”刘说。

“好好,请他来。胡海同志也请他来。”我说,我早就知道胡海同志来此一月余了。“胡海同志吃过饭了,不必请他。”王如痴同志说。

四个难友中,只有娄梦侠,方志敏并不认识;而另外三人,也有两个月没有见面了。

方志敏接着写道:四样菜中,有一个未切开的“清炖鸡”。大家都用筷子去撕。娄同志先撕下一只腿,送到刘的饭碗里。刘说:“你吃你吃。”娄说;“你吃,你只有一只手。”接着他又撕下一只腿,送到曹的饭碗里,曹说;“你吃你吃。

”他说:“你吃,你也只有一只手。”(曹负伤的左手,至今未愈。)我撕下一块翅膀连头颈一起,即送到他的饭碗里,他说:“你吃,我自己来。”马上用筷子夹起要递还我,我用筷子按下去,并说:“同志,你吃了吧!”我知道,敌人对于我们做保卫局工作的同志,是杀无赦的。经我手送给他的一块鸡,怕算是最后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