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也曾担心“坐班房”(1)

上海市委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发了专门文件,要各单位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不要对他们指责,乱扣帽子。但是更大的风波又出现了。11月13日早晨,张春桥的心腹、原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徐景贤找到张春桥,说黄金海等带领的那批造反队员不肯回厂,集中在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谈判。张春桥同意。

市委得知张春桥要谈判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做了预想,一致的意见是不能承认这种跨行业的全市性的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也不能承认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会上,张春桥也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市长曹荻秋对张春桥以往的阴阳怪气仍有所警惕。所以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给北京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委工作的陶铸打电话,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并请中央指示。在获得了陶铸的肯定后,曹荻秋一边听电话,一边作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免得他日后又不认账。

张春桥接过电话,向陶铸表示要按市委的意见办。

下午2点,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与潘国平、王洪文、首都红卫兵和交大代表十余人谈判。张说自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话头一转,说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他说自己这次到上海,到?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自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看法。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五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此句是张春桥加上的,笔者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来到广场上,宣布说:“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头一个问题:一、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11月4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了通知,你们回去后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你们回去但不能保证不受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理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五、对上海市?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遍了上海。

张春桥为何这么快就改变了去安亭劝阻的初衷,并“先斩后奏”地做出了与中央不一致的决定呢?他不动声色的外表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内心波澜呢?

近几年有人采访当年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时,从中多少可窥见一斑:

潘国平对采访者说:“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徐景贤到?鹿路工总司来找我,他那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人,给我的印象有一些书生气。他说张春桥让他来了解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对他说了一串话,他边听边记,最后说归纳起来无非是五条,回去向春桥同志汇报,还说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会见我们。那天王洪文没有去,有些书上说他也去了,不符合事实。下午在文化广场会议室,张春桥说今天来就是谈书面协议问题。徐景贤就把他写的东西拿出来,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还誊写了一遍,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我说你是不是要见见群众,张说好,就又到前台与工人见面。我把五条宣读了一遍,其中包括承认工总司是革?的合法组织,工人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其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对工总司今后工作要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