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女儿 英国女孩戴乃迭的爱情力量

1937年,牛津大学,和英国皇室贵族子弟同窗共读的17岁英国女孩戴乃迭的人生前景大致可以勾勒:坐在阿拉伯风情的垫子上,给裙子缀上蕾丝花边,吃草莓,吃糖,喝牛奶——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沙龙上有修养而不缺乏风情的少妇。

戴乃迭出身于北平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在中国度过了6年美好的童年。她是怀着一份罗曼蒂克却又无比诚挚的情怀爱着这块土地的。7岁时返回英国,接受教会中学教育后考入牛津大学,学习法语语言文学。

但,生活转了弯。格莱迪丝结识了来自天津中产阶级家庭的的自费留学生杨宪益。在她眼里,这个眉眼纤细如宋元山水中小阜平冈的中国青年,举止斯文,亦庄亦谐,颇具魏晋遗风。他合乎她的理想: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她爱上了他,爱上了流淌在他身上的汉民族文化。她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聆听那打《诗经》里汩汩流淌的活水,那脉“文籁”。她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

他俩定情物别具一格:将《离骚》译成英文。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桩译事,他们归之为“笔墨游戏”,这是二人一生译介事业的开端。

1938年,格莱迪丝向母亲表白了心迹。母亲震惊。母亲是传统的英国主妇,有在中国传教数十年的资历,是“中国通”,她清楚地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母亲痛心疾首:“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这些吉普赛女巫般的预言最终成了现实。但热恋中的格莱迪丝却毫不理会,她更倾向于父亲的乐观:精神和谐,婚姻就可能美满。

1940年,和杨宪益一道出现在重庆的戴乃迭被友人称为Miss Jaylor,面目姣好,身材修长,完全是一个清纯的英国青春少女,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动摇她的决心。

1941年2月16日,戴乃迭披上了嫁衣,成为中国新娘。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这桩婚姻,不被双方父母看好:英国的母亲黯然神伤,中国的婆婆也因儿子讨洋媳妇而气倒。

戴乃迭先后在中央大学重庆北碚分校、贵阳师范学院、成都光华大学等高校任教。1943年与杨宪益同时加入重庆国立编译馆,任翻译委员会高级编撰。3年里,夫妻俩合作译完了《资治通鉴》从战国到西汉约36卷。戴乃迭与杨宪益的中文英译活动开始走上了职业化道路。

戴乃迭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娟秀。

杨宪益保留着早年在英伦的作风,为了照顾戴乃迭,只讲英语。戴乃迭“抱怨”自己的汉语摇摇晃晃,是因了杨宪益的英文过于熟谙。

他们过的是最纯正的学者生活。夫妻怡怡,不知“祸”之将至。

文革中,戴乃迭陷入孤独,同事不愿与金发碧眼的她说话。人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一些激进的学生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杨宪益被捕,半小时后,戴乃迭也被带到半步桥监狱。郁风回忆,狱中,戴乃迭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时间,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对狱卒说:谢谢。戴乃迭认为给她送饭的人很善良:得知她在自己的国家每天吃土豆,便每天都送给她吃。

就在戴乃迭保持着教养蹲狱期间,大学毕业的长子被分配到湖北一家工厂,因受父母的牵连而精神分裂。 数年后,出狱的父母将儿子送回英国治疗,没有效果,儿子在发病时浇汽油自焚而亡。当年,母亲的预言变成了悲惨的现实。

“但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半个多世纪后,戴乃迭说。她曾经告诉大姑杨敏如:“现在有人叫我写一本书,写我的儿子,写我在牢狱里的经历,说这种书一定会畅销,可以拿到一笔钱。我怎么能这样做呢?”

她看淡一切身外之物,把收藏的明清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也大多送人。

她与中国丈夫相濡以沫将近60年。 1989年,戴乃迭病重。她得了老年痴呆症。八十多岁的杨宪益细心地照顾她,给她围上餐巾,连哄带劝地喂她吃饭。两人发白如霜。

她认不出友人了。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泛红的脸颊,目光纯净,犹如婴孩。1999年11月18日,她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