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杨宪益夫妇翻译全中国 遗憾未多介绍沈从文作品

《楚辞》、《史记》、《红楼梦》以及《鲁迅文集》 等作品,都因他们的翻译为世界所知晓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周越峰 张晓虹

2009年,多位文化老人离我们而去,临近岁末,这份名单里又添上杨宪益。记者曾在今年初秋登门专访杨宪益先生,那时的他鹤发童颜,精神很好,口齿清楚,思路清晰。而就在两个月前,他还被授予中国翻译协会终身成就奖,这个奖是授予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杨老是继季羡林先生之后,第二位获此奖的翻译家。

辗转回国,“因为我是中国人”

杨宪益1915年生于天津。祖父是前清翰林,父亲杨毓璋早年留学日本,后成为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杨宪益5岁那年,父亲去世。之后,他被包围在一大堆女人和仆人中间,处处受到过分的呵护,失去了许多正常孩子的欢乐。杨宪益一辈子没学会骑自行车,也不会游泳。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母亲请了老师在家教他,杨宪益因此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1927年夏,外面的世界终于向杨宪益打开大门,他进入天津新书学院就读。“中学毕业后,有一个英国老师正要回英国,我就跟他一块走了。”杨宪益说。

1934年深秋,杨宪益到达伦敦。苦读5个月后,他一举通过了牛津大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专业笔试,面试官对其考试成绩感到不可思议,但又认为杨宪益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基础还不够扎实,所以直到1936年秋,杨宪益才得以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攻读希腊和拉丁文的荣誉学位。

在牛津期间,杨宪益结识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戴乃迭。“我认识了一些英国年轻人,我们经常出去玩,一次在一个湖上划船时,跟我同一个学院的一个英国年轻人带了一位女士,她就是戴乃迭。”

戴乃迭英文名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1919年出生于北京,7岁以后才回到英国。童年的记忆让戴乃迭对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在与杨宪益的接触中,两颗年轻的心慢慢地靠在了一起。两人相恋后,戴乃迭毅然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中国文学,杨宪益也开始转攻英国文学,这种互补为他们日后在翻译界创造辉煌奠定了基石。

毕业后,杨宪益拒绝了去哈佛大学任教的机会,回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中的祖国。这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根本就没有想离开中国。”回国一事他甚至没跟戴乃迭商量,因为“我们已经订婚,订婚以后她自然要跟我一起回中国,这不奇怪,她的父母亲都在天津,而且她本身对中国也是非常感兴趣、非常热爱”。

杨宪益和戴乃迭终于在1940年中秋飞抵重庆。他收到吴宓和沈从文的信,本计划去昆明的西南联大教希腊和拉丁文,但因母亲阻拦,只好留在重庆中央大学英语系担任副教授。与西南联大的失之交臂,让杨宪益今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转折:“我要是跟他们在一起,日本投降后我就会到北京了,也不会到国立编译馆,也许就不做翻译工作了。”

杨宪益回忆,他们“在重庆教了一年书,在贵阳教了一年书,又到成都教了一年书,然后又回到重庆,日本投降以后则从重庆到了南京,后来被调到北京”。 正是1952年这次应邀北上,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杨宪益才真正开始他辉煌的翻译生涯。

遗憾没有多介绍沈从文的作品

半个世纪里,杨宪益与妻子联手,翻译了1000多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楚辞》、《史记》、《红楼梦》以及《鲁迅文集》等作品,都因他们的翻译为世界所知晓。有人说,他们“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杨宪益已经记不得和妻子一共合作翻译了多少作品,也不记得最后是哪一部,但他谈及一点,语气中隐隐有点遗憾:“我们想多介绍一点沈从文的作品,后来没有做到”。

杨宪益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成就,当属他与妻子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这也是西方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上世纪60年代,外文出版社计划翻译一批中国重量级书籍,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古典名著,杨宪益和戴乃迭耗时两年翻译了《红楼梦》前八十回。

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经历抄家之难,他们一度以为手稿丢失,后来得知,稿子幸运地被出版社一个同事保存了下来。记者问他若真丢了译稿,会不会很心痛,杨宪益却十分洒脱:“丢了也就丢了,那就重新翻译”。

《红楼梦》里人物众多,翻译起来一定很难吧?“没有什么困难,刚开始像丫鬟的名字我想也把意思翻出来,后来想想人太多了也记不住,就决定选重要的人翻译。” 《红楼梦》里还有很多伏笔、暗示和隐喻,又该如何解决?“也可以解决,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能翻的就翻,翻不了的就加注解。”对杨老而言,别人想象中的困难,仿佛仅仅是一个又一个迎刃而解的小问题。翻译《红楼梦》是如此,面对人生起伏跌宕,又何尝不是?

“我始终是忠心于戴乃迭的”

在杨宪益的家中,有一幅他和戴乃迭的唐装照。在照片上面,他们的朋友郁风端庄地写着:“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戴乃迭最初和杨宪益在一起时,她的父母强烈反对,并说若是他俩结合,会对后代不利。当他们结婚,戴乃迭的母亲甚至“悲观地预言这场婚姻决不会超过4年”。而事实是,从1941年在重庆举行婚礼,到戴乃迭1999年病逝,他们相濡以沫了近60年。

上世纪60年代“文革”开始后,戴乃迭虽从不过问政治,但她的外国人身份使她和杨宪益再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杨宪益被捕了,不到半个小时,戴乃迭也被带走。他们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无法相见。直到4年后,他们才重见天日。在他们坐牢期间,杨宪益最钟爱的大儿子因承受不住周围的压力患了精神分裂症。后来,杨宪益夫妇将其送到英国,最终他自焚而亡。

跨国婚姻,又曾经历过“文革”那样的时代,杨宪益和戴乃迭却一直在一起,这在很多人看来,其中定有很多不易。杨宪益后来只用一句话,就解释了一切:“我们俩一直很好,我认识她以后跟她订婚,再后来跟她结婚,其间也碰到过别的一些女朋友,跟她们有的也很熟,但都没有太过分的,我始终是忠心于戴乃迭,而戴乃迭也是和我一样。”

1989年,戴乃迭病重。此后10年,杨宪益一直守在她身边细心照料。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离开了人世。从那以后,杨宪益完全停止了翻译工作。对他们来说,翻译就是“珠联璧合”,少了任何一方,就不成其为翻译了。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杨宪益现在终于可以亲自把这首诗念给戴乃迭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