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兆华人民公敌 林兆华版《人民公敌》:冷门戏再登台直指人心
林兆华导演的易卜生作品《人民公敌》目前正在北京上演。剧中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直言真相,反而成了不受欢迎的“刺儿头”、阻挡了大家共同富裕的敌人。一部完成于100多年前的剧作,一场偶然的戏剧冲突,对于当下却有着刺痛神经的冲击力,这也正是经典所具有的不被时空束缚的恒久意义。
正在保利剧院上演的林兆华版《人民公敌》,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会是一部好看的戏。它情节紧凑、节奏流畅、没有怪里怪气的导演调度和各种表演上的实验或创新,舞美简洁、服装朴素,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这是出自大导林兆华之手。这一版《人民公敌》对原作的尊重和几乎通篇保留的情节、台词,在经过了演员们长期排练过程中的“生活化”修饰之后,圆融得像是一部刚刚写出来的新作品,而不是百年前的剧作。
时隔17年重登话剧舞台的王学兵显然下了足够的工夫,他并没有把主角斯多克芒医生演成一个伟光正高大全的英雄人物,相反,他赋予了人物足够的沧桑感与复杂性,你很容易看到这个光辉角色身上,同样存在着一些不那么完美的个人特质。同台的高亚麟,已不算是舞台新手了,但市长这个角色,比他之前所出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更适合他,油滑,温存,狡诈,共生于这个胖而稳重的躯体之中,像极了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一个官。
首演至今一直在“挑事儿”
《人民公敌》发表于1882年,是易卜生著名的四大社会问题剧之一,同时为国人熟知的另外几部分别是《社会支柱》、《玩偶之家》和《群鬼》。希腊戏剧以降,戏剧舞台一直为悲剧和喜剧两个类别所主宰,介乎两大类别之间题材严肃又不失诙谐的戏剧,直到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出现才得以在物理上实现。易卜生自己将这类既不是纯粹的悲剧、也不是纯粹的喜剧的剧种,称之为是“正剧”,他本人亦凭借着这类戏剧赢得了世界戏剧史上划时代的地位。
“莎士比亚是从贵族时代走向平民时代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旗手,而易卜生则是激进民主主义精神的‘近代突破’运动的领军人物。”(《北京日报》,石琴娥)——这一评语可以算是对《人民公敌》最好的注解。在这部戏最初上演的日子里,《人民公敌》如同飓风一般席卷欧洲——该剧在挪威演出时引起了骚乱甚至大打出手,以至于易卜生为避祸被迫移居国外。
1898年该剧在巴黎首演时不时被口号声所打断,剧终时观众高唱《马赛曲》,演出比正常时间超过一倍多;1905年在俄国首演时,“整个剧场出现了真正的起义场面”。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亲自扮演;1950年美国的戏剧家阿瑟·米勒还将该剧改编成美国版用以抗议“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而今年9月在挪威奥斯陆举办的“易卜生戏剧节”上,就有来自德国绍宾纳剧院、挪威国家剧院和德国tg STAN剧团的三个不同版本《人民公敌》集中上演。
“五四”大红人 近年鲜登台
但是,即便是像易卜生这样被“文学斗士”、社会批判家和“革命”标签加身的大师,相较于《玩偶之家》,《人民公敌》一剧于中国观众而言也一直是部“冷门戏”,近20年来,更是少有人涉及。
正式的演出似乎仅见于1996年中央实验话剧院吴晓江导演的版本,其中对人物服装进行了一些本土化的处理,包括中国的长衫及“文革”中红卫兵式的着装,该版本当年受邀参加奥斯陆的“易卜生戏剧节”。之后则是在2007年时,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世界银行、挪威驻中国大使馆联合主办的“呼唤绿色中国”专题晚会上,同样是在保利剧院,一台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冯宪珍、韩童生担纲主演的音乐环保话剧《人民公敌》上演。
虽然易卜生不曾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话剧运动的兴起、勃发、壮大、成熟影响不可谓不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易卜生作为“欧洲第一大文豪”被介绍到中国来。1914年春柳社演出《玩偶之家》,鲁迅以文章向国人介绍和评论易卜生,胡适更是在1918年《新青年》上辟出“易卜生号”,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易卜生主义》,以及易卜生戏剧的中译本,当时《人民公敌》被译为《国民之敌》。洪深留学美国回国后立志要做“中国的易卜生”,曹禺和鲁迅都从易卜生那里受到影响,《雷雨》、《日出》和《狂人日记》都带有某种易卜生的印记。
但《人民公敌》一直没有像“娜拉”那样成为国人熟知的剧目,究其原因,可能与该剧的“危名耸听”和剧中所宣称的“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结实的大多数人”这一观点太过逆耳有关。对于一个一向喜欢以“人民”、“群众”之名行事的国度而言,出言冒犯“群众”,听上去即不合法,也不合情理,这样的“英雄”,很容易将自己置于险境。
正如剧中的斯多克芒医生,虽然他掌握了“小镇的自来水管道被污染、温泉浴池的水有毒”这一真相,并坚持不应该隐瞒这一事实、“不应该把本地的繁荣建立在撒谎欺骗的烂泥坑里”,“与其看它靠着苦难繁荣起来,我宁可把它毁掉”。这种激烈而执拗的态度,在中庸之道盛行的国度里,是很难被赏识和鼓励的。
不独在中国,即使是在西方世界,“绝对真理”也行路艰难,天平更多地靠利益而不是靠真理在调整。斯多克芒医生就像是喊出了“国王没穿衣服的”的那个小孩,但孩子是没办法统治这个世界的,统治世界的是国王和政客们,以及那些和剧中人一样根据账目表随时调整内心天平的小中产阶级们——在今天的西方民主竞选制度下,党派或议员们用于拉票的策略,也仍然是“诱之以利”多过“晓之以理”。
不同的利益阶层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对圈派层级的利益进行维护或争取,对不合己意者视之为“敌”。或许,已经不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人民公敌”了,但利益共同体的“敌人”,却是普遍而广泛存在着的。像斯多克芒这样几乎完全不考虑自身和家人利益,只是单纯为真相、为信念而活的人,不肯向任何利益交换妥协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稀缺的,也是珍贵的。
“人民公敌”现实版正在中国上演
时隔132年,中国的“斯多克芒医生”之命运重演。
四川省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原主任兰越峰举报绵阳市人民医院过度医疗,用震后捐款以高出市场价近50%的价格购买已经停产的过时医疗设备,并因这些“不理智举动”而被称为“兰疯子”。2012年年初,医院称兰越峰拒诊病人被投诉,对其进行待岗处理,她在超声科的办公室被换了锁。兰越峰从此成为一名“走廊医生”。今年2月,兰越峰供职的“绵阳市人民医院”被摘牌换名为“涪城区人民医院”,医院100多名医务人员要求开除兰越峰。今年5月,在医院职工代表大会上,105位职工代表中出席大会的88人一致举手表决通过解聘兰越峰的决议。
——这一场景,与《人民公敌》第四幕中市民大会宣布斯多克芒医生为“人民公敌”何其相似!
所以,当我们看王学兵蓄须蓬发所演绎的那个斯多克芒医生时,可能很容易因为他的坚定、执著和眼中的光芒而生出刹那的感动,却不能否认在内心深处,其实更容易听进去市长哥哥和房主联合会会长阿斯拉克森等说的那些话——难道人生不就应该要尽可能地稳健吗?任何革新或是革命,要是代价太大就不值当嘛!对待最熟悉的那些人,不是应该比对陌生人“更谨慎”地不要得罪吗?
从小到大,我们学习了太多明哲保身的技巧与圆滑乖巧的态度,这些累积的“智慧”,无时无刻不令我们内心天平在事实上倒向与斯多克芒相反的一侧。正是这种事实上的“心理倾斜”,使得斯多克芒在市民大会上的那一席辩论,听起来并不光芒万丈,反而有种孤军奋战、力不从心之感。
当他说出“咱们精神生活的根源全都中了毒,咱们整个社会机构,都建立在害人的虚伪基础上”,我心中几乎有种被撕裂的无奈与痛感。可是又怎么办呢?凭你一人之力,又如何力挽这僵硬困境呢?即便最终你网罗街上流浪的孩子来进行教育、给穷人治病,最后是不是又能确保他们会成为像你这样单纯而坚硬的良知拥有者呢?
《人民公敌》,是易卜生创作生涯中最后一部针针见血的激烈之作。此后,这位被誉为继莎士比亚后最重要的剧作家、现代戏剧之父,调转创作的船头,转向更沉深苍茫的暗夜,以象征主义手法,开始将自己诗人和先知的笔触深深地探向人类灵魂的“最后一个皱纹”——考察和询问人间苦难及存在尴尬的种种内在因素。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独的人”。林兆华自己挑选了剧中的这句话,作为这一版平实质朴的《人民公敌》的点睛宣传语。我们在剧场里为之感动,并希望这不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