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熊召政 熊召政:张居正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
第一次写小说,就得了茅盾文学奖,而且还是评委全票通过。
文坛白日梦在熊召政身上,却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标准版。只不过,馅饼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本《张居正》,用了五年的时间研究,用了五年的时间写就。虽然未必是“字字皆血泪”,却是真正的“十年磨一书”。
而今,根据原著《张居正》改编的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又引发一股张居正新热潮。熊召政也是该剧编剧:“编这部剧,我又花了两年。为了张居正,我耗去了生命中最为饱满的十二年。”而为什么如此坚持?熊召政说:“我只是想让历史中的张居正走进当代人的视野,正是这样的一件有价值的事。 ”
今天我们走近熊召政,听听这位集诗人、商人、小说家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人是如何看“张居正”的。
一“看”小说:十年写就,一度焚稿
记:尽管二十多年前您就在诗坛扬名,但《张居正》却是您的小说处女作。为什么会选择张居正作为您的第一部小说作品的主人公?
熊:这个问题是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关于张居正的一切都是一种很大的吸引。存活了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发生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件,诞生了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有历史学家却下过这样的结论:“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将张居正与开国皇帝朱元璋相提并论,认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代表明朝的精神气象,可见张居正的影响之巨。清末民初的梁启超也说过,自周至清,中国只有六大政治家,依次是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这些人中,张居正无疑是对我有最大吸引力的。
明万历年间,中国文化到了“烂熟期”。“烂熟期”的文化要想保持新鲜,必须进行改革。张居正改革前,明朝吏治腐败,经济行将崩溃。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整顿吏治,裁撤冗员,“一条鞭”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金银与粮食,改革付出成本很小,得到收益很大,把行将崩溃的明王朝又支撑了六十年。
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另外,张居正这个人个性极鲜明,他一直充满忧患意识,一直有强烈的激情。机会不成熟,他有超常的忍耐;机会一旦成熟,他又有超常的担当。从历史和文学方面,张居正都是富矿。我选择写张居正,是想以此人勾画出明朝万历年间的画面,因为一般人没有这么宏大的视野,难以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记:第一次写小说,您在写作时有没有遇到一些叙述上的难度?
熊:这部作品是1998年开始动笔的,那时候,三峡工程已经动工了。我记得那年清明,我一早就开着车从武汉向荆州出发,去拜谒张居正墓。墓已破败,当时,我就想,我们民族的记忆不能丧失。晚上,我铺开纸写下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文学三峡工程开始了。
当然,甘苦自知。我是写诗歌出身的,驾驭小说常常力不从心,小说的成分在文学构思中飘忽不定,也没有故事情节。 1998年年底,我拿出了第一卷37万字的第一稿。朋友们看了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传记,不是小说。
出版社倒比较宽容,让我修改一下先出版。我想了很久,决定来一次现代版“黛玉焚稿”,全部推翻重来。 1999年又写了一年,第二稿只用了第一稿的一万字。交给出版社时,他们说,怎么觉得写得太短了。可能是故事比较抓人,一下子就看完了。
记:小说亮相没多久,就以评委全票通过的佳绩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当时的心情如何?
熊:当一家媒体第一时间告知我获奖的消息时,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只有尊重文学,读者才会尊重你。我把文学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因而在写作时融入了一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心态和追求。专家评委和读者都给予了肯定,这也是文学对我所付出的努力和追求的回报。
二“看”电视:拒绝戏说,适应时代
记:电视剧《张居正》掀起新一轮张居正研究热。既是小说作者又是电视剧编剧的您,对这部剧的播出是什么看法?
熊:四十集电视连续剧《万历首辅张居正》近期在上海东方卫视与北京卫视同时播出,我作为编剧,感慨良多。这部剧根据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改编而成。写这部书,我花了十年时间,编这部剧,我又花了两年。为了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可以说,我耗去了生命中最为饱满的十二年。
曾有人问我,是什么样的吸引力,让你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始终如一地锲而不舍?我说,人的短暂的一生,做不了几件事。如果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一堆华而不实的 “业绩”,倒不如沉下心来,坐在冷板凳上,把一件事情扎扎实实地做好。当然,首先是这件事情值得你殚精竭虑。让历史中的张居正走进当代人的视野,正是这样的一件有价值的事。
记:为什么您要选择自己当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是担心原著小说的精髓被别人曲解吗?
熊:这是一方面。毕竟不同的人对原著的确存在理解上的差异。另外,当时很多投资商也希望由我来做编剧事宜,觉得这部作品一般人难以驾驭,所以就和我商量,让我自己来编。
记:小说版的张居正和电视剧版的张居正,在您看来有什么不同?
熊:两者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法不一样。小说可以用饱满的文字来吸引读者,影视剧却需要更多的情节来制造矛盾和冲突感。小说可以靠作者的一己之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电视剧却必须要靠一个团队协力而成,编剧只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如果一定要说这两个版本的“张居正”哪个更精彩,我个人更倾向小说。但客观地说,电视剧版也是成功的。
记:对于影视媒介对小说的宣传作用,您作为一个传统作家怎么看?
熊:时代选择个人,而不是个人选择时代。你只有跟上这个时代的轨迹,才不至于无所适从。以《张居正》由小说而至影视为例,你可以不喜欢后者,但肯定要研究后者,因为确实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媒介之一。现在电视剧在播出,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关注,但作为一个作家,有人关注作品总是快乐的。
而且,我写这部小说和编这部剧的态度都是认真的。因为写的是历史人物,事关历史。人不能戏说历史,应对历史保持敬畏感。作为一个作家,我把我的历史观尽量正确地告诉给读者,这本身是一件快乐的事。
三“看”历史:尊重历史,以史为鉴
记:您刚刚说到要对历史保持敬畏感,不戏说历史。但事实上,只要是文艺创作,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会涉及虚构。这是否成为悖论?
熊:我觉得不是悖论。虚构是根据客观历史条件对可能发生的故事作出逻辑上的合理推断,它符合历史观,并非完全杜撰。而戏说是不顾历史真相对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不负责任的演绎,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观点。所以说,虚构可以,但戏说不可以。
历史本身是朴素的,展现给我们每个人的也是纯粹的。如果创作上一定要表现出和历史事实格外不同的东西,也一定是在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后再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想说就说。
记: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我们也正好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您在写作中是否也会不自觉联系当下?
熊:一个作家在写作中一定要有自身的要求。他要写什么,他应该写什么,这是作家对他所处时代的态度和责任,也是一个作家自始至终都应该坚持的。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改革的东西也许可以借鉴。写作开始我就告诫自己,我可以借古鉴今,但绝不能借古讽今。借古人衣钵浇今天块垒,那是对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我愿意让小说启迪读者对今天的思考,但不会让古人穿着龙袍说今天的话。
我仔细研究中国历史,发现朱元璋创立的明朝国家管理体制,对今日中国的参照意义,超过清朝。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居安思危,基于这一点,就产生了盛世危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或者说全部的社会责任感,都寄托于这个“危”字。
如果非要寻找出历史的精髓和文化内核,那么可以从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过程中寻找到一些困扰我们的答案。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其实施的过程,就是讲真话、办实事的过程。所谓改革,就是打破已经形成但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新的平衡点。完成这个过程,不但需要改革者运筹帷幄的宏观把握,更需要他们洞察幽微的政治智慧。
记:您的作品中,张居正的政治智慧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用人策略上的“重用循吏慎用清流”。这是否可以视为过于实用主义?
熊:儒家评价一个人的成就,依次为立德、立功、立言。这种道德至上的观点,使中国的读书人大都醉心于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的精神生活。立功者,就是那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将民族引向繁荣富强的人。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家需要的人才是乐意立功的人。但是,儒家圣贤将立德者凌驾于立功者之上,这实际上是误导读书人一味地重视道德而轻视事功。
张居正认识到重道德轻事功对国家政治运转的危害。因此一反积蓄千年的常态,建立“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用人政策。循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跻身官场,虽不肯钻营,但为了做成一件利国利民之事,讲原则而不拘于原则,讲操守更讲变通。
清流则不同。他们奉道德为圭臬,宁可事做不成也决不肯损害个人的名誉。在张居正看来,清流是在做好人,而循吏是在做好官。做好人只讲求个人操守,做好官必须有大局观念。所以从戚继光与海瑞身上,就能看出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戚继光,张居正始终委以重任。而无论别人怎么向张居正推荐海瑞,他却坚决不用。
记:尽管有着强大的政治智慧,但张居正身后没有得到善终,这是否一种历史的遗憾。
熊:孟子讲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但改革的目的,恰恰就在于施政纲领的改弦更张,在削弱巨室特权的同时,尽可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张居正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张居正改革对当时明朝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是凶猛的。正是这种担当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效果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