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萧功秦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儒家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的典范

我可以说是高华的老朋友了,大概与他交往有33年之久。1980年前后,那时我是南京大学的研究生,高华是本科生。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交往。我和他在台湾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一起去逛重庆南路的书店,几乎是无话不谈。他每一次到上海来,我骑着我的破摩托车,到他那个狭小的阁楼上面去找他,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然后他把我送到楼底,我就开着摩托车离开。

那么多年来,我觉得高华的身上,他是把儒家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得最完美的一个人。他为人处事,充满着儒家的那种风度和风范,既内敛又有非常强的责任感,有“天下为公”的精神,同时在思想上又是充满了宽容。我觉得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儒家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和自由主义理想有如此完美结合的人,他是首选,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典范人物。

我要谈一下对他的史学地位的评价,我曾经说过,他和在座的很多学者用自己的一生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学派。我把它称为叫“新实证主义”学派。包括杨奎松、沈志华、韩钢各位,他们是在治史过程中当中逐渐形成的相同的研究风格的。高华曾经也偶然说过这个事,他说,实际上我这个研究可以称为“新实证主义”。为什么叫“新实证主义”呢?它反对过度解释。它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是反对对它进行教条化的先入之见的过度解释。通过对史实的发掘,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用常识的理性去感动人、去说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华可以说是这一学派中的佼佼者。

不久以前,我在重庆、成都的一个会议上,做一个长篇的关于中国史学的发言,内容就叫做“新时代需要新史学”。我特别提出了“新实证学派”及其重要意义,特别指出了高华本身的作用。我说,高华的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留给一百年以后的子孙的一个礼物,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怎么反思历史的,我们从历史当中获得了什么,我们感悟到了什么,我们希望什么。

高华那么多年的努力,我把它总结成三点,作为我们历史学者,作为后一代的历史研究生们、大学生们值得吸取的经验,或者说可以从那里得到启示的。

第一点,我觉得,他的成功在于他具有一种超凡的洞察力,我把它称为叫“历史的悟性”。所谓的“悟性”,就是说当你用有限的信息,来还原整体历史的那种能力。你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你是依靠这种感悟,把整体面貌还原出来。这种能力在高华身上是非常突出的。他曾经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杨尚昆的儿子,读了高华在《南方周末》上写的《《初读〈杨尚昆日记〉》)一文以后,就专程到南京来找他,对他说,我到南京来,就是我对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经问过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实,你把我父亲内心世界点活了。你把我父亲讲到点子上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什么人?高华说,你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

高华这种洞察力我觉得是历史学家最可贵的。人们说。历史学需要史才、史学与史识,而史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感悟力。当你读了二十本书,就能通过悟性得出人家看一百本书才能得出的结论,那就是你的一种悟性。高华身上这种东西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点,我觉得他有一种儒家所具有的那种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他没有进入体制。他虽然在体制里生活,但是他和体制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从来没有申报过官方的课题。他在这种边缘状态当中,自得其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在边缘状态那种自得其乐,就是儒家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

第三,他身上表现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一种口号,而是通过人生的经验,通过自己体认,去追求这个社会的真善美,从而写出他的著作来。

他这种责任感,就是通过他的这种事业表现出来的。那么多年,可以说,我认为他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当他到上海来开刀的一天,因为是好朋友嘛,我就干脆把纸捅开了。我说人生来是有限的,也许你可能比我早走,我们很多人比你晚走,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十年不过就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人生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他当时非常感动,他把这句话告诉他的太太。

在他过世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想像着他在天堂里的样子。我想像着那是天堂里一个朦胧的早晨,他一个人,坐在一张长椅子上,有点孤独。我总觉得我们大概总有一天,会去见他的。我想像着,在这个长椅子上面,继续着我们的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