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改革失误原因及启示

2017-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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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改革问题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是苏联剧变与解体的重要原因.探讨苏联解体改革层面的原因并吸取其教训,对于始终坚持正确方向,继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一.改革的失误是导致苏联最终走向解体的重要原因(一)屡次丧失改革机遇,使苏联社会逐步陷入困境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体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备战体系.适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但存在众多的弊端,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后,应当及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与创新.然而,斯大林晚年思想僵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错估

改革问题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是苏联剧变与解体的重要原因。探讨苏联解体改革层面的原因并吸取其教训,对于始终坚持正确方向,继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的失误是导致苏联最终走向解体的重要原因

(一)屡次丧失改革机遇,使苏联社会逐步陷入困境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体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备战体系。适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但存在众多的弊端,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后,应当及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与创新。然而,斯大林晚年思想僵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错估了国内外形势,压制了党内外出现的改革要求,错过了二战之后第一次改革的时机;赫鲁晓夫执政后,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但整体来说,他不是沿着扩大党内外民主、引进市场机制的方向前进,而是在条条块块上做文章,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而且朝令夕改、急躁冒进,使苏联又一次失去改革的好时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国际形势虽然存在“冷战”和对抗,但总的来说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局面。

由于美苏两国在核武器方面已经形成均势,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变得更小,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开始成为时代的主题。时代主题的转换和新的国际形势既对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为苏联的改革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时机。但是,勃列日涅夫没有利用当时实行改革的有利时机,而且根本看不到实行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继续固守传统模式,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他执政18年,使苏联第三次错过改革的机遇[1]。1974年勃列日涅夫先后两次中风,之后逐步失去领导和指挥活力。如果勃列日涅夫能够以大局为重主动退位,如果苏联领导选拔机制科学有效,以此为契机,推选相对年轻和身体健康的同志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应该会创造苏联改革的良机,但非常遗憾,这些并没有发生,使苏联第四次错过改革的机遇。

苏联在战后长达40年的时间里,四次丧失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机遇,使过度集中过度集权的体制凝固化、绝对化,积累下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使苏联社会陷入困难的境地,为后来的改革增加了难度,为后来的剧变埋下了祸根。

(二)经济改革不成功,使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

苏联在受国际资本主义包围和法西斯侵略战争威胁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保证了苏联工业在1930年代的高速度发展,基本实现工业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保证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是这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中央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地方缺乏积极性、企业缺乏活力等严重弊病,并且随着历史向前发展,弊病越来越突出。

赫鲁晓夫上台后试图通过改革解决国家经济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的问题,但是这次改革还是在行政管理企业的框架内,没有实行“政企分开”,没有摆脱行政命令手段,并且从1959年起,赫鲁晓夫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及“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出台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导致他的改革失败和被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执政后,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一面抓经济调整,克服赫鲁晓夫时期造成的一些经济混乱,一面着手新的经济改革。勃列日涅夫的经济改革,由于加强集中和垄断,使基础工业和军事工业比较发达,而农业、消费品工业、交通运输业相当落后,由于坚持“超越发展阶段”理论,即发达社会主义应该使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接近,收入分配要趋于拉平等,使国民经济发展缺乏活力,而且呈现停滞和逐年下降趋势。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不久,就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着手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由于“加速战略”的基本点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优先保证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上,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改革与发展,使得苏联长期形成的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严重拖后腿的畸形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从1989年起,苏联每年要进口大量粮食和其他食品原料,消费品市场供应严重短缺,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实行凭票供应商品制度,人们怨声四起,纷纷议论“改革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2]

面对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他们或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热情,或向往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社会主义凝聚力的消失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条件。

(三)政治改革走邪路,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终解体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经济发展上的失误,没有弄清楚苏联问题的真正症结,把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起了阻碍作用,由此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他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不断向苏共开刀。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把所谓的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化并列为苏共的三个“革命性倡议”。“公开化”就是动员舆论界对苏联***及其领导的政府开展批评和揭露问题,结果由于没能进行正确地引导而使苏共的威望一落千丈。“民主化”就是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实行多党制,使以推翻***的领导、实行自由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民主派”可以利用自由选举进入政权机关;社会主义多元化就是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党内可以有不同纲领的派别,这些规定使得党内思想混乱、消极退化。

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戈尔巴乔夫主持制定的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纲领和新党章,使苏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共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是“公民的”政治组织;不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而是以一切“进步的思想”为指导;不再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而是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不再以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而是以“民主制”取而代之。此外还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可以建立独立的***组织,有权不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等。苏共性质的改变是使它失去政治领导地位和最终走向瓦解的关键。“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借口苏共中央未能坚决反对政变,没有发动***员同违反宪法的行为作斗争,解散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导致苏共的灭亡,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