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我对哲学的理解 孙正聿 | 标准与选择:我们时代的哲学理念

时代性的哲学理念集中地体现了时代性的哲学使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时代的变革与哲学的使命做出这样的论述:“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⑴马克思的论述明确地指出,近代以来的哲学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现代哲学的使命则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非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

马克思的概括,不仅从人的历史形态提出哲学的历史任务,而且从哲学的历史任务揭示人的历史形态的文化内涵,从而不仅反映和表达了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

 近代以来的文明史,从经济形态上说,是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从人的存在形态上说,是从人对人的“依附性”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过程;而从文化形态上说,则是从“神学文化”转化为“后神学文化”的过程。人类存在的历史性飞跃,以及由此形成的时代精神的飞跃,以理论的形态而构成哲学理念的飞跃,这就是从中世纪的“信仰的时代”的哲学跃迁为近代的“理性的时代”的哲学。

作为“信仰的时代”的中世纪哲学,它理论地表征着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给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上帝”就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圣形象”,而人本身则成了依附于“上帝”的存在。

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它的根本使命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由此便构成了贯穿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上帝”的自然化、物质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过程。

这就是以“理性”代替“上帝”的过程.也就是用“理性”这个“非神形象”去代替“上帝”这个“神圣形象”的过程。这种“代替”,集中地显示了以“理性的时代”为标志的近代哲学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近代哲学实现了以“理性”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了人的“理性”;另一方面,近代哲学又使人在“理性”中造成了新的“自我异化”,即以“理性”构成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理性”变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本质主义的肆虐”。

马克思说,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一一“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⑵。

这深切地表明,把人的本质“归还”给“理性”的近代哲学,其实质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正在受“抽象”统治的近代以来的人类生存状况,也就是人的“独立性”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的生存状况。

因此,现代哲学的历史任务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把异化给“理性”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作为个体的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整个近代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称之为“理性的时代”,那么可以把超越近代哲学的现代哲学概括为“理性的批判”,并进而把现代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称之为“反省理性的时代”。

同整个现代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同样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但是,马克思认为,现代哲学所要“揭露”的“非神圣形象”,并非仅仅是抽象的“理性”,更为根本的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 。

因此,马克思要求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并由此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的“实践转向” 。

以“实践转向”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像科学主义思潮那样,仅仅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也不是像人本主义思潮那样仅仅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冷酷的理性”,而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无限丰富的矛盾关系,用“现实的理性”去批判“抽象的理性”,从而达到对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

以“实践转向”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出发,不是把哲学视为凌驾于科学之上的“解释世界”的“普遍理性”,而是把哲学视为“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即从总体上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论, 因此,从根本上“消解”了人在以“哲学”为化身的“普遍理性”中的“ 自我异化”,并把新的时代精神定位为人类以自身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所实现的人类自身的解放。

由近代哲学对“神圣形象”的批判而发展为现代哲学对“非神圣形象”的批判,这理论地表征着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的变革。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形态中,个人依附于群体,只不过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因而造**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

与人的这种存在形态相适应的哲学,只能是确立“神圣形象”的哲学,即作为“神学文化”的哲学。为了挣脱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从“依附性”的存在中解放出来,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近代哲学的历史任务就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但是,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中,虽然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在对“物的依赖性”中“再度丧失了自己”,这就是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马克思在对“非神圣形象”的揭露和批判中,明确地承担起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把人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使命。

从全球视野看,人类今天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正是人的“物化”问题,人类在新世纪乃至新千年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正是把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因此,马克思自觉地承担起的哲学使命,不仅理不仅理论地表征了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而且理论地塑造和引导了新世纪乃至新千年的新的“时代精神”。

我们要从马克思明确指认的历史使命去锤炼我们时代的哲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