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族老人回归中国70年颠沛人生

核心提示:80岁的俄罗斯族老人兰松山,1931年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莫斯科人。1939年,一家人历经重重磨难,从苏联回到祖国。上个世纪60年代,在反右运动和中苏关系恶化的时代中,人生命运发生转折,直至1980年代平反。晚年的兰松山开始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护而奔波,为塔城地区的发展而忧心一个俄罗斯族老人的80载人生,命运与时代纠结在一起,谱写了一曲悲喜之歌。

10月27日,深秋的塔城市,空气中透着一丝清冷,去寻访80岁高龄的俄罗斯族老人兰松山,塔城市俄罗斯协会原会长,归国华侨。老人住在塔城市的平房区,由于没有门牌号,几经周折才找到老人的家。待我们赶到,老人和他的一位朋友已经在家门口的路边等候我们。

身体硬朗、头发灰白,面色红润,蓝色的眼睛格外明亮站在眼前的兰松山老人看上去不像80岁。与老人握手时,依然能感到那双大手是那么有力。他现在还经常骑着摩托车在塔城市转呢!老人的朋友杜振武说。穿过一条泥土路,来到兰松山家门口,土块砌起的院墙泥土有些已经脱落,房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门楼正中停着一辆白色的大摩托车,兰松山上街的代步工具!不大的院子,玫瑰花已经凋零,被霜打过的蔬菜秧子还留在地里。两间正房、两间偏房。走近房间,简朴而整洁,书柜里摆着几本泛黄的书籍。

家中如今只有兰松山和妻子,四个儿女都已成家,三个在塔城本地,一个在昆明。被兰松山的妻子请到暖和的偏房落座,兰松山的妻子在厨房忙活起来,不一会儿,端上了列巴(烤面包)、果酱、点心、茶水。阳光从窗子洒进来,茶叶在茶杯中打转,在列巴的香气与升腾的热气中,塔城俄罗斯族的历史和兰松山与时代的命运纠结缓缓道出

兰松山的俄罗斯名字叫瓦边京,1931年8月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山东人,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闯关东,一路闯到西伯利亚,母亲是地道的莫斯科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兰松山的家中,看到了其父母的老照片,父亲高大英俊,母亲高贵优雅,颇具大家风范。年轻的小瓦边京被父母抱在中间,一个和睦而温馨的三口之家。兰松山说,在莫斯科,他们家庭条件还是比较富裕的,但兰松山的父亲坚持要回到自己的祖国。

1938年,苏联刚刚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也是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时期。这一年,浩浩汤汤的大清洗运动仍在继续,据史料记载,1936年1月1日至1938年7月1日止,苏联当局共逮捕1420711人,其中包括8538名华人。而从1931年的九一八起,苏联加强了对远东边界的看管,防控中国人进出。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有的被列为社会危险分子、有害分子、日本特务等被判刑,有的则被发配到中亚无人区和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

在这样的背景下,兰松山父亲的归国路并不顺利,尤其是他和母亲。兰松山的母亲在莫斯科也是知识分子,为此直接找到了克里姆林宫,并见到了当时的苏联国家元首加里宁(加里宁,自从十月革命后到1946年去世为止,一直担任苏俄和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希望放他们一家人回到中国。当时的兰松山还是一个7岁的孩子,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加里宁摸着我的头说,你们大人走可以,但孩子走了太可惜,迟早他们还是要回来的。但最终他们一家人还是回到了中国。1938年,兰松山的父亲回到中国,翌年,他和母亲回到中国与父亲团聚。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像兰松山一家这样的东北籍华侨携带部分俄罗斯眷属入境,加入中国国籍的不在少数,从1938年到1941年陆续有人回国。

当时从苏联归国的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东北的满洲里,一个新疆的塔城。兰松山一家从塔城入境,归国途中和归国后,一家人也历经了不少磨难,在莫斯科过着不错的生活,回到这里要从头开始白手起家。

兰松山的父亲原本打算回山东老家,但当时正值盛世才统治新疆(盛世才1933年-1944年全面控制新疆),将新疆与内地断绝了一切联系,一家人只能留在新疆。精通俄语与汉语的兰松山父亲于1944年在塔城开了自己的边贸公司。

这些归国华侨,对新疆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我们这边用的羊毛、牛皮、石油、食品等都是经过他们之手交换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将苏联的先进生产技术、养殖技术、农业技术、捕鱼技术以及农作物等都带到新疆,对塔城对新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不少老工匠将各种技艺带进塔城。

杜振武告诉凤凰网。兰松山说,如果没有母亲给我们洗衣服、烤面包,没有第一代人的辛苦栽培,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第一代功不可没,他们不该被遗忘。兰松山和妻子一直珍藏着父母亲的老照片。

像兰松山这样的俄罗斯族第二代在塔城已经不多见。尽管他有一双蓝眼睛,在莫斯科出生,但他身上有父亲遗传的国家尊严,有对中国的深深感情,同时也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也因此,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的20年中,他和妻子选择留下来。

1939年回国的那一年,兰松山只有8岁,但由于那些年不断的战乱,他的学习多次被迫中断,先是在汉族学校上课,1945年***战败之后,没有汉语学校,又到俄罗斯学校去读书,最后又到汉族学校。

新疆和平解放后,俄罗斯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享有民主等各种权利。解放初期,像兰松山这样的归国华侨二代,由于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水平较高,在塔城基本从事教育、医疗等工作,卫生系统和教育系统主要都是俄罗斯族。因为这些人在苏联时接受过良好教育,回到国内父辈们又重视他们的教育。当时很多人想都娶俄罗斯姑娘。杜振武告诉凤凰网。

但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60年代急转直下。1957年,中国发起了一场波及各阶层群众的反右运动,并被扩大化,直至***,这期间全国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新疆塔城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尤其1962年的伊塔事件则更深地影响着这些归国华侨二代人的命运。

兰松山在1960年被打成右派。更多人被戴上帽子是在1962年之后。

被打成右派后,兰松山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原来每月100元的工资只剩下30元,子女上学也受到影响。这顶帽子戴了20年,直到1980年才被平反,重新回到城里,从事教育工作。这20年,兰松山夫妇二人觉得最愧对的是自己的儿女,没能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他们将这希望寄托在孙子辈,外孙女要上大学时,我们就对她说,一定要把大学读完,为兰家争口气。外孙女真得很争气,考上了大学,我们兰家在她们这一辈走出了两个大学生。回忆起这段经历,兰松山的眼睛里饱含热泪,几度哽咽,老伴儿则不愿多提往事,只意味深长地说了四个字事在人为。

被打成右派的那段时间,兰松山想不明白,自己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为什么就成了右派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归国华侨及侨眷纷纷离开,逃往澳大利亚。早在1949年,就有一批当年十月革命失败的苏侨迁到了澳大利亚。当时兰松山不是没有想过离开,甚至已经申请了去澳大利亚,但一场战争和老伴儿的坚决挽留了他。

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由于苏联背后支持越南,处于中苏边境的塔城地区形势骤然紧张。兰松山的出国计划夭折。一方面是战争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妻子的坚持。去澳大利亚并不容易,到那里也至少要经过三代人才能站稳脚跟。幸亏她的挽留,留下了。这一辈子,她不容易,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吃了不少苦。要是没有她,也没有我。我们两个结婚50多年来,从来没有红过脸。

1980年被平反,1988年退休,又做了十几年的边贸生意,再之后开始为俄罗斯族传统文化奔波,塔城市俄罗斯协会会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疆俄罗斯族帕喀卡节(复活节)代表性传承人、俄罗斯族古籍搜集整理小组暨俄罗斯族卷编辑委员会成员(编委)是兰松山晚年的职务。他的书柜里珍藏着编纂的古籍,还有政府颁发的各种聘书。

现在的他,终于真正退下来,和老伴儿安享晚年,夏天或者节日,和周围的邻居在院中畅饮、载歌载舞。书柜上,还放着他的手风琴,现在也常常拿出来拉上几曲经典的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

快乐的日子每天在继续,但兰松山老人的心里却有着深深的担忧。

俄罗斯族的歌舞、俄罗斯族的烤面包手艺、打铁手艺等传统文化和工艺正在逐渐消失,如今,在塔城,以前的老工匠已经所剩无几,年轻人早已不愿做这些,本民族的传统,渐渐被遗忘。望着桌上的烤面包和果酱,兰松山的老伴儿也发出哀叹,如今,很多人都不做这些了。反倒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开始做这些。好在这些还在传承。

再过30年,我们这个民族可能就消失了。兰松山说这话时,声音忽然提高了。在塔城市,像兰松山这样的俄罗斯族第二代已经不多了,随着与其他民族的通婚以及融合,俄罗斯族主张婚姻自由,允许与其他民族通婚,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已经和汉族人没有太大区别了。

俄罗斯族人视音乐、舞蹈为生命,烤列巴做主食,居住木刻楞(木材构筑的房屋)如今,这些传统在塔城年轻一代俄罗斯族中已经越来越少,他们也吃拉条子,住楼房,要为生计奔波60岁以下的俄罗斯族后裔已经没有几人会说俄语了,年轻人更是从面孔上也已经看不出是俄罗斯族,吃着与汉族人一样的饭菜,听着当代流行歌曲

俄罗斯民族文化面临灭绝,让兰松山心焦不已,好在现在他的朋友杜振武和塔城市俄罗斯协会在做一些工作。但他也表示,关键还是要靠政府的支持,现在塔城市已经没有一个东正教教堂,在其他少数民族享受特殊照顾时,俄罗斯族却什么照顾也没有。

俄罗斯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人数最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新疆的塔城、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及东北、内蒙古等地。据统计,新疆境内有俄罗斯族九千余人,其中塔城地区有3498人,而塔城市就有2349人。俄罗斯族人自入居塔城市后,给塔城市先后带来了种养殖优良品种和先进的手工业、农业、牧业、养殖业技术,他们善于驾驶汽车,制皮革、修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各种家用品。居住农村的俄罗斯族则输入苏联先进的生产工具,栽培优质水果、放蜂取蜜、改良牲畜、开展渔猎,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俄罗斯中知识分子较多,不少人从事教育、翻译和医务工作。(根据2008年塔城市人民政府的资料统计)

二、俄罗斯族迁居塔城市的三个阶段

第一次是由于沙皇俄国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伊犁条约》等)的签订,许多俄罗斯商人进入新疆并陆续在包括塔城市在内的许多地方建立了居民点,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农牧业等生产活动。

第二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后,被苏联击溃的白军,裹挟众多难民窜入新疆,之后经新疆当局的劝说和动员,大部分白军难民返回苏联,只有一小部分几经周转先后在乌市、伊犁和塔城等地落户,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对新疆的政治、军事和稳定新疆政局等方面曾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并继续将矛头指向我国的华北和苏联的远东地区,1932年,苏联当局处于国内安全的考虑,斯大林采取了极左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不信任华侨及其俄罗斯亲属的政策,用强制手段转移和遣返他们回到中国的新疆。据当时的塔城行政官员估计,自1932年至1938年的六年中,仅经塔城被遣返回国的华侨达一万余人。到1952年前后,到新疆来的俄罗斯族基本上全部回国,或去澳大利亚定居,剩下的基本上全是中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