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告诉未来―遵化市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史料专集》

遵化作为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的漫漫烽烟中,三山两川经受了日寇长达12年的蹂躏,也孕育出无数慷慨赴国难、英勇斗敌顽的仁人志士。1500多平方公里的境域内,每一寸土地,都凝结着血染的忠诚,不灭的精魂!

遵化地处冀东中部,不仅农业发达,矿藏也很丰富。由于北倚燕山长城各关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为了吞并整个中国,控制从东北到华北的大陆交通线,作为进一步侵华的兵站基地和军事跳板,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冀东,而遵化更是首当其冲。

和全国各地一样,“九一八”事变后,遵化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东北的今日将是遵化的明天。于是,他们自发地组织起“反帝大同盟”、“抗日救国会”、“京东御侮救亡会”等爱国社团,进行抗日救亡的鼓与呼。省立五中(现高级中学)的爱国师生们,在中国***的领导下,最先走上街头,一边抵制日货,一边集会演讲,号召人们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使遵化城乡的广大民众迅速明白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

1933年元旦,山海关失守,遵化成了抗日最前沿,抗日呼声更加强烈。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舆论压力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只好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式,派29军驻守长城各口。***第29军,因受冯玉祥将军爱国思想的熏陶和中国***抗日主张的感召,尽管武器装备极差,士兵还背着大刀,却以压倒一切的气势浴血奋战。宋哲元把29军指挥部设在省立五中,卫生所设在城隍庙(今一实小)中。五中的男生负责给阵地上运送弹药,女生负责救护伤员。城内的商家店铺纷纷慷慨解囊,前线需要什么就捐献什么;各医院、药店更是无偿提供药品、纱布和医生。成驮子的烙饼,成大缸的炖肉,整箩筐的煮鸡蛋等等,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中共党员国西亮按照遵化县委的指示,到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出任武术教师,每天往来于各军营中,传授实用刀术。3月16日,第228团在罗文峪至山楂峪十多里长的长城阵地歼敌300多人,仍未攻下敌阵。刘汝明决定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夜里派三个连的大刀兵摸进敌营地,一气砍死日军200多人后凯旋而归,一时震动中外。雄壮豪迈的《大刀进行曲》很快在军营内外唱响。3月18日,29军乘胜进攻,在罗文峪山口歼敌500多人,把日军逼退十余里。

长城抗战期间,遵化人民对抗战部队给予了最直接的支援。然而,29军却接到了撤退的命令。4月11日,29军被迫放弃固守计划,撤离了遵化城。从此,遵化人民陷入了日寇残暴的殖民统治之中。

每临乱世大难,必有英雄揭竿而起;每逢国运多舛,定有雄杰扬眉出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遵化人民,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不甘当亡国奴,对侵略者从未停止过反抗和斗争。

1933年10月,中共京东特委负责人李运昌,根据中央关于“武装群众,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在遵化、迁安和青龙交界处,发动了一场1500多人参加的抗日起义。受其影响,遵化井匡峪村的联庄会首领刘品愤然而起,秘密联合遵化、丰润沿公路80多个村庄2000多抗日民众,截击了日本军队从东北运往唐山的给养车,给猖狂一时的日军以有力一击。

***员高进忠按照党的指示,积极组建抗日武装。由于缺少经验,把宣传布告贴遍附近各村,引起了日伪的恐慌,派警察到莫屯一带追查。高进忠为了掩护李运昌而被当局逮捕,被辗转羁押到南京军人监狱,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才获释回家。三年的炼狱生活,使高进忠的革命信念倍加坚定。他按照冀热边特委的指示,筹建了一支200人的游击队,后发展到400多人,在武装大暴动中被编为抗日联军特务第二大队,高进忠任大队长。这支较早组建的抗日游击队,一直转战在长城沿线。后在下水路战斗中,高进忠不幸牺牲,冀东区党分委宣传部长***,曾撰文给予高度评价。

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的孙永勤,不堪日本侵略者的黑暗统治,愤而扯起“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大旗,很快形成了声势。遵化的马保德、何广永、单忠英等热血青年,纷纷投其麾下。中共遵化县委***骆凤庭为了引导其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卖了自家几亩好地,购买了枪支和药品给予支援,并把省委(地下)军事干部徐英以平民身份派到孙部,宣传介绍中国***的抗日主张,建议孙永勤从“均富济贫”转向抗日救国。因而使孙永勤的政治思想迅速升华。当即把“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更换旗帜,整肃军纪,成为冀东一支颇具影响的抗日劲旅。

1938年的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遵化是暴动中心,起义队伍多达19股。被日伪划为“治安区”的冀东22县,差不多全部行动起来,被日伪奴役欺压的冀东人民,对侵略者充满了仇恨。一旦有人登高振呼,无不云集响应。一时间,处处缴民枪,村村拉队伍。农村的伪保、甲政权和反动民团武装被摧毁,日伪统治5年之久的深远后方,一朝成了起义队伍的天下。外围各据点的日伪军无不惊慌失措,龟缩炮楼不敢出扰,遵化的城门也关闭40多天。爱国知识分子洪麟阁应时而动,弃文从武,变卖家产,筹措枪支,与三五同道高举义旗,汇入强大的抗日洪流之中,被推举为抗日联军副司令。虽然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有如辛弃疾吹裂长笛,把栏杆拍遍的御侮誓愿,金戈铁马气吞***的抗日壮举,谱写了一曲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

奉延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邓华、宋时论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一路披荆斩棘,挺进冀东,在遵化铁厂与起义队伍胜利会师,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铁厂会议,把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由于义军各部齐聚遵化,陆续西进过于集中,遭到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使轰轰烈烈的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没能保住即得成果。但是,暴动本身却极大的唤醒了敌战区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使敌后冀东的抗战有了一个大的转折,其深远意义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抗联和“四纵”西撤受挫,日伪开始疯狂逮捕抗日暴动人员及其家属,汉奸势力又有所抬头,遵化城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就在人民群众抗日情绪陷入低谷的时候,八路军坚持敌后游击战的三个支队,成了冀东抗战的中流砥柱。其中包森率领的二支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替代“四纵”完成了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坚持冀东敌后游击战争的使命,最后发展成令日伪闻风丧胆的八路军十三团。

二支队原是挺进军伤病员收容小分队,总共只有28人。支队长包森以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在洒河川攻下佛爷来敌据点,打开日军的粮谷组合,把大批粮食分给饥寒交迫的敌战区群众,既发动了群众,又扩大了部队影响,很快打开了局面。而后进入关内,在洪山口建立了冀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迅速站稳了脚跟。

洪山口是关内通往伪满州国的一个交通要塞,地处深山区,远离日伪据点。包森一面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一面发展扩大党的组织,同时组建青年报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在三道沟、尤山口、洪山口、大块地等23个村先后建立了抗日村政权。1940年,冀东区党分委建立了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包森以洪山口为基点,逐渐把游击区扩大到当时的遵化全境及周边各县的交界地域,人口达30多万,成为冀热辽抗日斗争的中心区之一,也为鲁家峪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

包森胆识过人,谋略超群,曾打出过诸多有名战例:诱杀日本天皇裕仁的表弟、遵化宪兵队长赤本,一时间震动日本朝野;三次端掉东新庄据点,迫使日伪把据点改建到山里各庄,因而打开了冀东中西部秘密交通线;调虎离山、围点打援,在丈烟台歼灭疯狂搞“集家并村”、作恶多端的山口连;智取加攻坚的东双城子战斗;刘备寨、梁子河连环伏击战;果河沿以少胜多的运动战等等,为坚持冀东敌后游击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包森从延安辗转到冀东,一路披荆斩棘,一路风流竟显,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事业,他于1942年2月17日在野瓠山中冷枪壮烈牺牲。

1940年,冀东区党分委在阁老湾召开会议,决定有计划地分别在蓟县的盘山、遵化的鲁家峪、丰润的腰带山开辟抗日根据地。鲁家峪号称九沟十八峪,火石洞遍布群山之中,群众基础也好。冀东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所属兵工厂、被服厂、报社、电台等单位,都隐蔽在火石洞中,是冀东抗战的大本营。因此,也成为日伪围剿的主要目标。从1941年到1942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寇对鲁家峪烧杀七次,制造惨案二起,并且公然违背国际公法,用化学武器毒瓦斯搜熏火石洞。群众被逼赶到鲁家峪大庄,不说出八路军伤病员和兵工厂的秘密,就被砍一刀推下土井。侥幸生存的张俊金在抗战胜利后,以自己身上伤疤和亲身经历,到辽宁抚顺市远东国际法厅出庭作证,控诉日军的滔天罪行,使日本战犯铃木启久当厅低头认罪。

根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在鲁家峪共杀害抗日军民830人,累计烧毁民房4000多间。鲁家峪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很大牺牲。至今东峪的烈士洞和大庄的烈士井遗迹尚存,时刻向后代子孙发出悲怆惨烈的历史回声,告诫世人国破民殃的痛楚,呼唤和平盛世的弥足珍贵!

日寇被游击战搞的焦头烂额,认识到八路军之所以能在占领区屡剿不灭,愈剿愈多,是因为有老百姓的全力支持。为了切断老百姓和***、八路军的血肉联系,于1941年秋开始,采取最原始、最野蛮的方法,在长城沿线制造了近千里的“无人区”。

在遵化境内,除了被日军划为伪满州国特区的马兰峪清东陵后龙外,沿长城南约5公里处,东起洪山口,西到黄花山,都被划为“无人区”,并在洪山口、新立建了两个“部落”(群众叫“人圈”)。据统计,日军划为“无人区”的地域,占遵化总面积的19.4%。然后,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地推行“集家并村”政策,强迫划入“无人区”的老百姓进“部落”居住。

被迫搬进“部落”的人们,住的是茅草马架或坝坎上掏的土洞;吃的是配给的霉粮、橡子、豆饼杂和面;穿的是麻袋片、树皮、牛皮纸。冬天身上被火烤出厚茧,夏天蚊蝇老鼠泛滥,瘟疫流行时,一夜间全家死绝的不在少数。在这种缺少最基本生存条件的人圈里,再加上日伪灭绝人性的殖民统治,群众犹如进了人间地狱。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军制造的“无人区”,遵化就有2058人被枪杀或冻饿而死!

尽管敌人三天两头“讨伐”和“清剿”,但“无人区”里却从没间断过坚持斗争的人们。群众宁可在深山老林里吃野果野菜,住窝棚山洞,像野人一样昼伏夜出地生活,也不肯搬进“人圈”。更有大批的抗日物资,都坚壁在“无人区”里。负责坚壁物资的八路军后勤干部和抗日群众,巧妙地和敌人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党和政府专门成立了“长城工作团”,把大批干部连同生活必需品送进“人圈”和“无人区”。迁遵兴联合县长、长城工作团副团长姚铁民,从没间断过开展党的工作,和“无人区”的群众一起受冻挨饿,被群众称为“花子县长”。他曾发动群众,一夜间割断敌电话线百多里,拆毁桥梁10多座,使敌交通通讯中断半月之久。

坚持“无人区”斗争的英烈们,一路筚路蓝缕,冲破黎明前的黑冷寒夜,扩大了游击根据地,粉碎了日伪的殖民统治和隔绝抗日军民的阴谋,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在长达12年的抗战岁月里,遵化这片英雄的土地,曾有过许多革命先辈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尊严,后代的幸福,奉献出自己的身家性命。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时期,遵化有3144人先后参加了抗日队伍,仅知名的抗战烈士就有1985名。史册流芳的诸如:忠烈满门的王品一家;夫妻相携、共同抗日的国西亮和庞志民;由绿林英雄成为民族战士的杨二;专与敌伪打交道,披肝沥胆、舍生忘死的情报站长周庆林;三陷囹圄、信仰弥坚的革命知识分子冀光;为党宣传、联系群众的抗日县长兰小川;生做人杰,死为鬼雄的军政干部耿玉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飞行侦察员马宽;异域潜伏有年,一朝呼啸而起的平民将军张平洋;栉风沐雨,矢志不移,把牢底坐穿的县委***马子敬;舍家为国,贞刚有节的抗日堡垒户蒋青云……这些抗日志士,怀着拯民于水深火热,救国于刀尖斧刃的坚定信念,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熔入到民族解放的大熔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