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为何晚节不保 周恩来晚年内心独白:保持晚节 却晚节不保(图)
根据周恩来给毛泽东报告中的提议,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贯彻毛的指示。会上,邓表态拥护毛批彭的指示。康生、陈伯达这两位后来文革中的红人充当炮手,系统批判了彭真在学术批判问题籼慨史上所犯的“严重错误”。
周则以监军的身份坐镇会议,和邓一起指出彭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 是“同毛丰席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并一起检讨了常委“失职”的问题。
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草拟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挥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由来。
远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对祸起萧墙的情况毫无所知,甚至在回国后,奉命紧急飞住杭州,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解决彭真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途中,仍被蒙在鼓里,还把从国外带回来的水果也给彭真准备了一份。
面对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党内力量对比的悬殊形势,刘少奇没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认了毛对自己头号干将的开刀问斩。这样,彭真成了文革祭坛上的另一个牺牲品。
刘少奇的软弱退让,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附和屈从,令毛泽东更觉得可以无所顾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放手大干。一九六六年五月Pq日至二十六日,作为文革全面发动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文件《五·一六通知》。 本来,这次会议完全是山毛泽东一手策划的,特别是对会议所要通过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足煞费心思,亲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内容,并饶有深意地在结尾处加了一段点睛之笔,点出文革斗争的目标就是那些正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但是在会议期间,毛却有意滞留外地,躲在幕后,“委托”刘少奇出面主持会议,让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
与此同时,毛又与林彪达成默契,让他在会议上唱主角,作一个和当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 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预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发言,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危言耸听地大讲“防止政变”的问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搞政变、颠覆的恐怖气氛。
然后,他又对毛泽东大加吹捧,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 林彪的讲话随即成为会议的主调。与会者人人自危,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
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形成人人过关的场面。多年赋闲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令“脱裤·产”检讨,招来众人的围攻批斗。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中第二个发言,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周氏在文革发动之初,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的首次发言。
与林彪的讲话相比,这篇讲话,尤其是第三部分,虽然语不惊人,但实际分量也很重,给与会者不小的思想触动。同时,它透露出周恩来晚年的政治心态,成为解读他在整个文革期间内心世界及其基本政治态度的一把钥匙。
周恩来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为清除政治隐患而对彭、罗,陆、杨所采取的措施,宣扬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是有预见的,早就有感觉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并联系彭真等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的表现,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的道理,来说明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原因。
周恩来还在讲话中阐述了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剥笋”政策--不断清除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分子,像层层剥笋一样,剥掉他们,说:“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 “保持晚节”是周恩来通篇讲话的中心,话虽不多,却是他在审时度势之后所精心选择的话题,刻意向毛泽东所作的内心表白。
他表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态度,周氏甚至提出:“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下能定论”,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因为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都经不起考验,变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临死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而李秀成在被俘后向清廷写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保持晚节”问题本来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毛日益感到他的主张在党内曲高和寡,不为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挖空心思地祭出了这一武器,专门用来对付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思想上日益严重的离心倾向。
他在各种场合提醒党内老同志要保持“无产阶级晚节”,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甚至还刻意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引经据典,用《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强调一个人保持晚节是最难的。
文革前夕,毛更进一步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对史学界评论李秀成自述一事,亲笔批示:“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毛泽东的这种敲打,在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一时间,人们纷纷以此来自律自勉,唯恐在跟着毛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后不能保全自己的晚节。
像军中老帅叶剑英就在批罗瑞卿的会议上有感而发地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晚节末路之难也如此。罗瑞卿同志的晚节不能保全,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教训。
” 不过,要说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思想上对此受触动最大的还数周恩来。他一直把在政治上保持革命晚节和忠于毛泽东本人联系在一起。这和他深受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包括其中的忠君思想,内心深处对毛的尊崇、敬畏乃至感戴之情,都远在一般人之上。
实际上,自延安整风以后,周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用事君之道来处理与毛的关系,尽心竭力地侍奉他。在重庆谈判时,周忙里忙外,除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外,还充当了毛的“大警卫员”,对毛照料得无微不至。
建国以后,周恩来更是身体力行。而骨子里帝王思想浓厚的毛泽东对这一套搞法也怡然自得,在中共立国以后,更是处处摆出一副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独断乾纲,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这种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在中共党内借尸还魂,大行其道。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唯毛独尊,以封建君臣关系来顺从迎合毛,早已相沿成习,无人不恪守遵行。林彪甚至私下概括出:“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这样一类的心得。
应该说,中共党内对毛泽东风行君臣之道的这种搞法,根子还在延安整风。当年刘少奇大力鼓吹毛泽东思想,把它在党内宅于一尊,开了恶劣的风气之先。其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主持军委工作带头大搞毛的个人崇拜更是推波助澜,周恩来也难辞其咎,在这方面是带了头的,把对毛尽忠守分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林、周两人这样做,虽说都有在政治上韬晦防身之意,所不同的是,林彪搞的是两面手法,阳奉阴违,表里不一。
而周则更多的是诚心信守,身体力行。 对此,周恩来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妥。在他看来,在政治上忠于毛泽东,虽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忠君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毛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是在近代饱受屈辱和挫败的中国人为了尽快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作出的历史选择。
因此,遵从中国人民的这种选择,乃是天经地义的,是历史的需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什么愚忠。 更何况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一生理想和事业的旗帜,正是在毛的领导下,才成就了革命大业,才有了他今天的一切--作为泱泱大国的总理,在内政外交的舞台上显露身手。
周氏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这种内心感受。因此,忠于毛很自然地就和他全部的政治信仰,诸如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等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中最高的体现。
另一方面,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这既与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有关,在革命的队伍中并非“根正苗红”,同时也和他在二十年代那段与毛泽东的历史恩怨分不开。
按照中共在政治上衡量干部的标准,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本来就属于大节己亏,如果再在历史上反对过毛,那就更是罪加一等了。
对此,周的内心一直深自愧悔,引为终生教训:大节既亏,晚节岂可不保?因而他在政治上更加小心谨慎,处处夹着尾巴做人,在工作上尽心竭力,任劳任怨,以求补过。对毛则更是低首下心,隐忍屈从,唯恐一误而再误。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的“保持革命晚节”,正好切中周恩来的心病,让他怵然惕厉。
况且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半个月前,毛在提出“剥笋”政策的那次与外宾的谈话中,又当着周的面,再次提及他在江西时期挨王明路线整的那段经历,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并意在言外地说:“那个时候一个鬼都不上我的门,有一个鬼上门,就算我有群众。
” 无论毛泽东此举是否在有意敲打周恩来,他却宁可这样理解,并把它看做是毛在这场重大的党内斗争中对他政治态度的一次观察和考验。
正因为如此,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意选择了“保持晚节”这个题目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表态。他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历数自己在三十年代反毛的“错误和罪恶”“,心情沉重地说:“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
”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他的表态,特别是“保持晚节”的讲话,在与会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强调周所提出的保持晚节的重要性,说:“保证不打自己的旗帜,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这样就是在一些路线性质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也比较容易改正。这一点,恩来同志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不断地讲(周恩来插话:也还要警惕。
),人人都要警惕。只要不搞个人野心,不搞个人主义,不打自己的旗帜,我看总可以跌倒了爬起来,慢慢地跟上。” 自此以后,“保持晚节”差不多成了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口头禅,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不断地讲,尤其是每当党内斗争剑拔弩张的关头更是如此。
他反复表示要保持好自己的革命晚节,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跟着毛泽东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周氏的晚年,他一直以此自勉,并且身体力行。 周恩来这种“保持晚节”的心态,说穿了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明显带有愚忠的味道,不过确实是周晚年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当然,这种内心表白也带有某种政治防身术的作用,隐含了对翻覆无常的毛的顺守之道。这种情况,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和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而愈发明显。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真N人N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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