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屏为什么开除党籍 郭沫若为什么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随着郭沫若公开举起反蒋的旗帜,他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在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的严重情况,并劝周恩来迅速离开上海。周恩来联系到宁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发生的类似郭沫若反映的情况,随即会同赵世炎、罗亦农等人起草了致中共中央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但没有被接受,大革命最终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发动并领导了南昌起义。郭沫若于8月3日晚到达南昌参加起义,并被委任为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随后,在起义部队南下至瑞金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李一氓作为介绍人,与贺龙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李一氓后来回忆:“在瑞金的时候,周恩来同我商量,要介绍郭沫若入党。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还是组织上要他入党在先,现在无从说起。我看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时对郭沫若来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当时,不管郭沫若是主动还是被动入党,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毅然参加了共产党,这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量,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郭沫若去了香港,不久又秘密回到上海。由于受到蒋介石的严令通缉,郭沫若在国内已经很难呆下去了。周恩来本拟安排郭沫若全家去苏联,后因郭沫若患了一场大病而误了船期,结果未能去成。后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底去了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流亡生涯。
郭沫若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蛰居期间,受到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双重监视,并一度被东京警察厅拘押审讯,但郭沫若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在亡命日本的十年中,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并研究甲骨文和殷周青铜器铭文,开拓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新路径,成绩斐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郭沫若忧心如焚,一心寻求时机回国抗日。时至1937年5月18日,长期为郭沫若回国一事奔走的挚友郁达夫,一日之内给郭沫若连发两信,信中写道:“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原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改善和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国民党内开明人士如陈仪、邵力子、张群、何廉、陈布雷等人不断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允许他回国为抗日贡献力量。经过不懈努力,蒋介石终于答应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郭沫若毅然忍痛抛下心爱的日本妻子安娜和五个孩子,于7月25日在神户秘密登上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邮轮离开日本,三天后回到上海。郭沫若表示:“此次别妇抛儿,专程回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
几天后,国民党政府登报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此后,郭沫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抗战时期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蒋介石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并请郭沫若出任负责战时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
对此,郭沫若却“不想干”,因为他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周恩来听后劝道:“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林伯渠也从旁劝道:“这是政权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最终,郭沫若同意和大家“一道去挤”,就任第三厅厅长。
在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利用一切可能条件,采取多种有效方法,努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使其成为了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郭沫若本人更是利用手中的笔,猛烈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呼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从而“鼓动起民族解放的怒潮”,“唤醒全民趋向最后的决斗!”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对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进行钳制,政治部部长陈诚一再宣称政治部是国民党的军事机关,不是国民党员不得在此机构任职,“要抗日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即作离厅论”。对此,郭沫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向全体三厅同事表示:“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
”“我们虔诚信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但是,信佛不一定非做和尚不可;那些做了和尚的,我看并不都信佛。”这一生动的比喻,无疑是对陈诚之流的辛辣讽刺。
1940年9月,国民党政府假借政治部改组,撤消了第三厅,调任郭沫若为政治部部务委员,实际等于变相免去了郭沫若的厅长职务。结果引起了三厅全体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他们集体提出辞职,要与郭沫若共进退。周恩来亦趁机向国民党施压道:“这批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文化人。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
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只好同意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仍隶属于政治部,由郭沫若任主任。但国民党政府明文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不过,郭沫若可以将已辞去三厅职务的那些朋友重新安排到文工会共事,使这样一支文化队伍最终没有被国民党打散,从而得以继续发挥战斗作用。
在国民党陪都重庆,郭沫若的寓所成为了进步文艺工作者经常聚会的场所。因为处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只有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和郭沫若的家里,进步文化人士才能畅所欲言,呼吸到新鲜自由的空气。郭沫若在重庆为朋友们撑起了一小片自由的天空,所以大家都把郭沫若的寓所称为“重庆的小延安”、“国统区里的解放区”。
建国后重新入党和历史真相的澄清
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增添新力量,三百余名优秀分子光荣入党――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等同志开始过党的生活。”不了解郭沫若历史的人一定认为,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入党,因为此前他一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身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后,他的夫人于立群向党中央提出,希望在悼词中确认郭沫若的真正入党时间,并解释说:“大革命失败后,郭老去了日本,不少人认为郭老自动脱党;1958年报上发表郭老重新入党的消息,举国皆知,误认为这时郭老才是共产党员。
事实不是这样的。郭老去日本以前,周恩来同志代表党曾经和郭老谈话,告诉他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派他去日本,党籍保留。郭老不是自动脱党。郭老不计较个人的事,所以多少年来,一直不提。我希望党考虑这个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当然无法与党组织保持正常联系,因此有人认为他实际上已经“脱党”。例如,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曾提到:“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
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虽然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认为,他们说那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建国后,郭沫若在1958年重新入党的事实,更使许多人坚信他确实已在1928年“脱党”,否则怎么会再次“入党”?
为了搞清楚历史的真相,中共中央立即责成专人对郭沫若的入党时间进行了查证,并很快在档案资料中找到了郭沫若于1927年南昌起义后加入党组织的证明。然而,对于郭沫若在1937年从日本回国后是否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等情况,由于年深日久一时找不到可供参考的文字证明。
当时,与郭沫若在一起工作的周恩来等党内老同志,绝大多数已经去世。幸好,另一位了解郭沫若抗战期间活动的老同志邓颖超仍然健在,并很快对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是否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等情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据邓颖超回忆,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时期,曾经和郭沫若一起参加过党的小组会议。当时,郭沫若和于立群刚来武汉不久,即在周恩来领导的党组织中恢复了组织生活。不过,郭沫若的党籍虽然恢复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周恩来建议郭沫若继续保持秘密党员的特殊身份。
出于对党的最高利益的考虑,郭沫若忠诚地执行了党组织的决议,直到全国解放后,他才正式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公开其在党内的真实身份,而且还是以所谓“重新入党”的方式实现的。
此外,邓颖超还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1938年秋天,于立群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入党介绍人就是邓颖超和郭沫若,这一重要材料很快就从于立群的档案中找到了。如果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以后没有恢复党籍,当然就没有资格介绍于立群入党。
这样,郭沫若在1937年从日本回国后,就成为了实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而且这一“秘密”一直保守了20多年,直到1958年“重新入党”。事实真相调查清楚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郭沫若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中指出,郭沫若“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