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韦家辉游乃海:《毒战》故事源于重庆打黑

网易娱乐11月20日报道(图/文 帼杰) 作为铁杆搭档,韦家辉和游乃海已经与杜琪峰这个名字以及银河映像绑在一起十几年。不管是和杜sir还是和这两位金牌编剧聊天,都能感觉到这三个人在工作时的有商有量、默契十足。罗马电影节期间,作为《毒战》的两位编剧,韦家辉和游乃海一起接受了网易娱乐的采访。

熟悉银河映像和杜琪峰团队的观众会知道,韦家辉和游乃海常常会出现在杜琪峰导演或监制的电影中,有时候以导演的身份,有时候以编剧的身份,也有的时候两人是联合编剧。而对于两人究竟是如何分工,影迷们知道的很少。事实上,韦家辉他们自己分得也不是那么明确。

“我们通常没有好好完成一个电影剧本才去拍的,通常是我们一块去想这个题材,有人在后面创作这个剧本,然后有人又带着这些剧本到前面现场去。”基于杜琪峰在现场拍摄的时候才会给剧本的创作习惯,前方的拍摄和后方的剧本创作就要有个有效的沟通。

韦家辉说,“游乃海就是常常拿着剧本去现场,有什么问题,下文到底是什么,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他就会打电话回来,(弄清楚)原来是这样,再改。我们是这样分工的。”对此说法,游乃海表示同意。事实上,整个采访过程中,相对腼腆的游乃海大多时候都是在韦家辉旁边认真聆听,稍作补充。

尽管这三位黄金搭档之间的默契毋庸置疑,但是首次创作大陆题材警匪片,作为编剧要如何熟悉故事背景、环境,让电影显得真实可信,是两位金牌编剧的首要功课。两人表示在《毒战》之前其实是想拍一部关于“重庆打黑”的警匪电影,并且也去重庆进行了很多素材收集工作,做了很多记录的手札。

“我们看到很多重庆打黑的案件,研究了很多然后跟他们碰面,问他们一些问题,每个案件都研究很久。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印象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开始就创作(《毒战》)这个故事。”

这一次,韦家辉和游乃海还带了两个徒弟。韦家辉介绍两人一个是香港的,一个是国外长大的年轻人。至于为什么不找内地的编剧合作,两人回答的自信而幽默“我们自己就是编剧嘛。”

同杜琪峰导演一样,第一次与大陆合作拍摄警匪片的两人遇到的最大障碍也是审查问题。“大陆的送审制度其实是非常有效率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难题了。”

网易娱乐:因为有这个送审制度,是不是有人在你们创作剧本的时候就跟你们说“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这样表达”?

韦家辉:没有没有,大陆的送审制度其实是非常有效率的,因为他要先送剧本,你要拿给他看的,然后我们要自己去做这个判断,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难题了,我们创作每次想到一个点子,都要想能通过吗,有问题吗?要拍起来,会不会让这个电影不通过,会不会这样?我们经常会想。

在经厉过送审制度之后,韦家辉和游乃海对记者的提问回答也显得谨慎了许多。当被问到古天乐扮演的毒贩最后为什么没有逃跑成功时,韦家辉坦言“我曾经想让他跑掉了。”

网易娱乐:那为什么最后没跑成?

韦家辉:你说为什么他不能跑掉?(笑)

原来在这之前两人也设计了另一个版本:古天乐饰演的毒贩在那么多人因他而死之后成功逃脱,而且在跑掉之后很快乐。以此来突显“人心之毒”。这个版本在两人的脑海里挣扎许久后被放弃了,韦家辉说“我觉得现在这个结尾也挺有力量的,(以前)好像没有拍过嘛。”“现在这个(结尾)还是有它的好处的,刚才有些外国的媒体问我们,他们说他们喜欢这个死刑的结尾,他们觉得比较好,比较有力量。”

《毒战》中的死刑场景,也是片方用来宣传的话题之一。片尾的“静脉注射”的确是中国电影中完整清晰表现死刑的第一次。对此,韦家辉说从剧本上来考虑,故事如果不发生在大陆,发生在香港,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古天乐在香港被抓到了,不用死的,他可能会讲义气,不把同伙都透出来,因为我不用死的。

可是在大陆,(不供出同伴)我肯定会死的,我又这么怕死,我的反应可能不一样,我只要进去就会死,所以这是两个分别。同一个人,可能他在香港就会变成是一个英雄一点的电影。”

同样,在送审的前提下,韦家辉和游乃海也和杜琪峰一样承认如此多的顾虑会对创作有影响。韦家辉连用了三个“肯定有”来表示创作时的无奈。

网易娱乐:每次顾虑这么多,会不会影响创作?

韦家辉:肯定有啊,肯定有,肯定有。可是没办法,这是这个创作的一部分。其实我们从前在香港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自由的,那时候我们还在电视台的时候,电视台还是挺严厉的,在电视台有什么不能拍,也会要考虑,拍了能够通过吗?

谈到片中的两个主要角色,两位编剧认为他们的分量差不多,在创作时没有特别的偏重。“应该讲没有古天乐这个人物,这个故事就不能发生。”而孙红雷则是个很厉害的警察,“他不睡觉也要抓(毒贩),如果古天乐没有遇到这么认真的一个警察,也会没有这个故事。”

韦家辉坦言在这次的创作中,他们会把警察的部分写的比较健康一点。“如果同样的故事,不放在中国大陆,我们写警察的方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写法。”,而且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他们见到的警察都是“穿衣服穿得很好,制服都很好,长得很好看。我觉得这作为一个中国警察,电影里面的警察形象,还不错嘛。”

对于写这样“完美”的警察形象会不会感到无趣,韦家辉连连否认“不会不会,不是这样的”。他认为在大多警匪电影里,警察大部分是正面的形象,就算有一些坏分子,但大部分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网易娱乐:想问一个创作上的具体问题,你们一边写剧本一边拍,那么剧本的创作过程都是按照影片时间的顺序来的吗?

韦家辉:如果能够顺拍,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可是有些时候也是同样的场景前面有,中间有,后面也有,我们肯定要把它抽出来(一起拍)嘛,这个事也有点麻烦,因为我们把前中后有些地方都拍了,以后只能够填中间的部分,这两种情况也有。

网易娱乐:有填不上的时候吗?

韦家辉:不会不会,呵呵,总能填上的。

在这里,韦家辉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打算去天津去拍,原本想他就是有一些房子,然后地上都要有一些雪,下一些雪,然后讲话有些烟(呵气)跑出来,这是我们最初想的。结果我们到了天津以后,发现在冬天去拍,没有雪,讲话也没有什么烟(呵气),我们还是又改嘛,我们就会在剧本里面很快去改动,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再去放进去别的东西。

网易娱乐:以前你们做电影的时候会很明确,有两种电影,一种是赚钱的片子,一种是你们想拍的东西,那么《毒战》对你们来说是哪一种?

韦家辉:其实我们没有这么强的去区分的。可能两种都是吧,其实我们从很早就开始想把它们放在一块,比如《大只佬》,很多时候都是把那些有风格一点,比较商业一点的,甚至这个能卖钱的,希望把它放在一块,我们在努力去尝试。

最后,在谈到内地包括拍摄场景、各种妥协会不会让作品失去“银河风格”,让影迷失望的问题时,两人回答表示不那么担心,“如果我们跑来中国拍那个警匪电影,肯定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都不一样嘛,如果是一模一样就反而没有意思了,我们不如留在香港拍。肯定我们的创作能力也有改变的,换了这个场地,其实对创作来讲是一个好事情,你有另外一些不熟悉,做一些尝试,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