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文诺贝尔 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决策者凭什么听我的?
从贝尔实验室向诺贝尔迈进 贝尔实验室是朱棣文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站。1978年秋,朱棣文与20多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家来到这里,他在这儿一呆9年。
“除了最喜爱的研究,我们没有义务做任何事。研究科学的喜悦和激动洋溢在大厅里,拥挤的实验室和办公室让我们彼此接近并关注每个人的进展,热烈的讨论通常在研讨会上和午餐会时进行,延续到网球场和各种聚会,气氛热烈得停不下来。
” 学科交叉和“团队科学”,是贝尔实验室文化的一部分,这里陆续走出了15位诺贝尔奖得主。
而他现在所在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后有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把他理解的个中奥秘写在幻灯片上: “个人发挥天赋;科学方向由集体智慧引导,由熟悉且具有专业知识的顶尖科学家进行管理;鼓励大胆的方法,允许失败,但失败要很快过去,并且勇往直前。
” 1983年秋,朱棣文被任命为贝尔实验室量子电子学部的负责人,可他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黄色T恤的样子却像一名研究生。
此时他的研究兴趣已经扩大,设计完一种新型的电子能谱仪后,他与同事阿瑟·阿什金博士和技术员一起开始了激光冷却实验和俘获原子的一系列实验,发明了著名的“激光镊子”,并从那里一步步向诺贝尔迈进。
他精湛的实验技巧被同行誉为“一种技术上的杂技表演”。 1987年,朱棣文结束了“各方面几乎完美”的贝尔实验室生活,去斯坦福接替一个教职,部分原因是“培养科学后代的愿望变得日益强烈”,这愿望源自他的导师金·康明斯。
泰德·盖伯勒,斯坦福的一位著名物理学教授,也是从伯克利到贝尔到斯坦福,这样形容他们相似的动机:“在一所大学最好的工作是跟学生打交道,他们有干劲、思想开放、头脑自由。
他们相信权威,但最终会明白,课本和老师不是万能的。
然后,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再然后,我开始从他们身上学习。”朱棣文说,他在斯坦福从学生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最重要的工作,如完善偏振梯度冷却的细节,发展原子喷泉钟和原子干涉仪,完成一种基于拉曼脉冲的激光冷却的新方法,都是在斯坦福与学生一起合作完成的。
所以,面对中国大学生,朱棣文说:“要说有什么不足,可能是你们比较恭敬、崇拜权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批判性地思考,要敢于怀疑前人,像那个刚进哈佛就对校长说‘我跟踪了几年您的数据,我发现它们有错’的一年级新生那样。
人脑不是容器,不是往里填东西,而是要不断问自己:这东西——也许是家长要求的,也许是老师塞给你的——它对我有意义吗?这是我成长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