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的画 陈履生:从《倭寇图》卷对《抗倭图》卷的模仿看晚明绘画的风格转变
由天津博物馆主办的“晚明绘画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0月18日在津召开。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机构不仅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院、山东博物馆、北京画院等国内重要的书画收藏展览单位,还有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台北故宫博物院、香港科技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等博物馆和艺术院校。
与会的绘画史专家共计六十余位,其中包括单国霖、范景中、王连起、李维琨、尹吉男、陈履生、余辉等在文博界和美术史界享有盛誉的知名专家、学者。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先生作题为“从《倭寇图》卷对《抗倭图》卷的模仿看晚明绘画的风格转变”研究报告,摘要如下: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抗倭图卷》和东京大学所藏的《倭寇图卷》,都是明代的佚名作品,东京大学所藏的时代稍晚。所画是明代靠海的长江沿岸的明代官军抗击倭寇的历史,全画从倭寇来犯到烧杀抢掠,当地民众的流离失舍,官军抗击倭寇到得胜班师。是一幅表现时代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画卷。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抗倭图卷》(局部),《抗倭图卷》的艺术特色和艺术的成就,既有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发展记事性绘画的贡献,又有在艺术表现上自立于明代绘画史的成就。图片是被打落水中的倭寇。还有局部画有船头上放者被砍下来的倭寇的头颅。
《抗倭图卷》利用横卷的形式,描绘了抗倭的历史及其过程,其独特的构思,巧妙的布局,宏大的场面,生动的表现,精细的刻画,是中国绘画史上能够表现承传关系的难得的纪功图卷和记事作品,而在明代表现重大现实题材的作品中,又可以看成是非宫廷而具文人气象一派的代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抗倭图卷》(局部),图片是画面中激战的倭寇
《抗倭图卷》有着独特而富有意味的结构方式,用艺术的手法,将对于具体事件的记录变成了具体事件的表现,从而解决了记事方式中容易出现的就事论事的问题。在吴门风格的影响下,《抗倭图卷》以一种超于主流的文人的表现方式,又在远离院体风格的影响下,全面而生动地表现了重大的社会事件,完成了纪功和记事的使命,同时又在艺术上为明代的绘画史贡献了一幅难得的精品。
其艺术的特色和艺术的成就,既有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发展记事性绘画的贡献,又有在艺术表现上自立于明代绘画史的成就。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抗倭图卷》(局部),图片是得胜班师的场景
东京大学藏晚明的《倭寇图卷》与国博藏明初的《抗倭图卷》具有相同的内在结构,且诸多细节相似,表明《倭寇图卷》是《抗倭图卷》的摹本。可是,它们的风格迥异。《倭寇图卷》上有未名人士的题箋,言《仇十洲台湾奏凯图》,不仅不合该画的主题,而且其典型的晚明风格亦不可能是出于仇英之手,却提醒人们注意该画与明初以及吴门画派的关联。
同时,联系到史书中记载的《文徽明画平倭图记》,亦可说明《抗倭图卷》有可能存在着与文徵明的关系,也可证明晚明对明初临摹的客观存在,进一步可以看到这一临摹在风格上的变化,更多的是融入了晚明的时尚。
风格更加趋于细腻的表现,又如同仇英的某种画法,尤其是青绿的表现。从整体上看,晚明介于明初文徵明、沈周与清初王时敏、王石谷之间的变化,表现出过渡时期的特点。而作为功纪类的画作,《倭寇图卷》与清代宫廷功纪类的作品又有内在的联系,在画风尚则表明晚明的承前启后。
明代的倭寇是这样的。东京大学史料编篡所藏的《倭寇图卷》中的倭寇形象,与国博所藏《抗倭图卷》有很大的不同,个中一定有问题。
国博与东京大学合作研究《抗倭图卷》,取得丰硕成果
